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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一)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經濟和政治


一、十三大後出現的好形勢

現在談談1988年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這一段應該從1987年十三大結束以後到1989年春季這一年多的時間。這一年多變化巨大,形勢由好到壞,以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十三大的召開,當時國內外都比較滿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國內人民從十三大召開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說為之一振。

當時經濟形勢也是幾年來比較好的一段時間。不僅國民經濟繼續高速發展,而且出現了穩定協調發展的趨勢。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除了農業以外也比較好,農業當年也是豐收,當然有前幾年農業的停頓帶來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貨幣的發行沒有超過計劃,儲蓄大量增加。這一年可以說,對經濟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也有所進步。既沒有宏觀失去控制,也沒有微觀搞死。經濟過熱的問題、貨幣發行過多的問題,情況開始有所緩解。要加強宏觀控制,又要改善宏觀控制,前幾年在這方面經常發生些問題。從1987年的經驗看,穩定經濟和一定速度的發展是可以統一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也是可以結合的。

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總的說是好的。如果繼續採取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經驗,黨的十三大以後,88年的形勢本來可以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後來情況不是這樣,而是由好向壞的方面發展,以至變得相當壞。這裡有許多教訓。


二、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的出現

1988 年全國有個熱點,即對物價問題反應較多。物價問題本來是在改革中間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價上漲7%,不算很高,但比前幾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價繼續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這一方面是由於連續幾年農業情況不太好;另方面我們在措施上也有些問題,沒有完全按價格律辦事。糧食價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應提高,供應出現緊張情況。因而1988年春節期間有些城市又想恢復定量供應。當時如果一方面及時調整農副產品價格,另外一方面對城市居民適當補貼,問題本來是可以解決的。

但當時有一種想法:感到幾年來物價年年上漲,加起來,幅度也不小,群眾議論較多。我們只是被動地進行調整,而整個物價並沒有理順。因此,考慮能不能乾脆有意識地拿出幾年的時間,以物價上漲的一定幅度為代價,把價格理順,過價格改革這一關;同時相應地提高職工的工資。這個想法有當時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現在看來不夠現實。幾年來我們腦子裡一直存在一個問題,總感到兩種體制並存、兩種市場並存、價格雙軌製並存,產生許多摩擦,以至帶來腐敗,市場也不能規範化。總想統一規劃一下,儘快結束兩個體製並存的狀況。

當時還認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難的。現在就要攻難點、要攻關、要知難而進,不能知難而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些難點不攻下來,改革不僅不能前進,而且會倒退。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沒有認真地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麼走過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另外再詳談,這裡簡單地說一下。

這幾年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實際上是採取一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更多的是採取在計劃經濟之外,培育生長、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有了兩塊,然後我們逐步增強、擴大市場經濟這一塊;逐步削弱、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這兩塊都是配套的。市場經濟這一塊政府不直接干預,特別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預。產品是自由處理,價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經濟這一塊的企業個體戶也好、私營也好、合資企業也好,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屬於計劃經濟這一塊的基本上處於國家計劃管理之下,價格由國家規定。當然也有一部分由他們自己支配的產品進入市場,但主要不是市場調節,國營企業也沒有真正的自主權。那時屬於市場這一部分,價格是放開的,由他們自己定。屬於計劃經濟這部分由國家規定,或者給企業一些權利,但仍受國家的約束。市場經濟這部分企業工資是自由的,由企業自己定。計劃經濟這一部分工資還是由國家規定,或是給企業一些權利,但還是受國家約束。幾年的情況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計劃經濟這一塊逐漸縮小,但在1988年時仍佔60%以上。

這兩種經濟體制並存雖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產生腐敗。但總的來講比之過去經濟增加了活力。特別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非常活躍。當時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不斷擴大市場這一塊,繼續縮小計劃這一塊。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也不能通過一次體制、價格、工資的改革,一下子就轉入市場經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轉過去,從計劃、價格、企業機制甚至所有制,逐步進行改革。這樣搞,比較穩定,風險也少,社會上也容易承受。其實過去幾年我們就是這樣搞的,但不自覺,腦子裡總有一個想法,我們講過價格改革是關鍵,歸根結底是要搞企業改革。總想什麼時候條件具備,採取一種辦法,一次或者分幾步,把國營企業改過去。這實際上就是說,市場經濟這一塊生長、發展是預備、是序幕,最後要攻關。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提出今後經濟體制的改革,用幾年時間進行價格改革,相應地增加職工工資,認為這是解決走向市場經濟,結束兩種體制並存、價格雙軌製的一個關鍵性戰役。

提出這個問題以後不久,我就感覺到這種想法簡單了些。所以我接著又提出,價格改革、工資改革,歸根結底離不開解決企業的效益。企業沒有效益,消化不了,改來改去,輪番漲價,搞了一圈等於不搞。這就是說,價格改革,工資改革能不能成功,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看企業能否消化,歸根結底是企業效益。要解決企業的效益問題,這就要改進企業管理,提高技術水準,最後要解決企業的機制問題。當時曾提出,要解決承包製的競爭,要把鄉鎮企業的機制引入國營企業;逐步解決大中企業也能放開經營、自負盈虧。後來又提出股份製,提出合資嫁接,把外國的資金、管理、技術嫁接過來,使國營企業轉為市場經濟的機制。

這些問題的提出,就說明價格改革不是個簡單的問題。8月前後,我就有這樣一個觀點,價格改革、工資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整個改革的深化。這個問題從價格工資問題提出,轉到整個改革,整個國營大中型企業要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就有個可操作性的問題,原先那種設想很難行得通。這屬於指導思想的問題。

另外具體工作上也出現了毛病,就是對價格改革過分渲染。本來價格改革設計是不是合理,這固然是個問題;而事先大肆宣傳,沒有考慮到人們的心理狀態。本來 1987年經濟形勢比較好,到了1988年市場緊張,主要是心理因素。國外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對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雖然老百姓知道政府準備今後大漲價,也知道政府會有補貼,生活不會降低,但他們有大量儲蓄,那麼大的現款儲蓄,這就有個保值的問題。而當時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銀行利息,解決保值儲蓄問題。所以老百姓就搶購物品,用實物來保值。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們當時雖然再三宣布提高物價不會使群眾生活水準降低,但沒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問題,這也是個常識問題。而我們當時缺少經驗。8月份在北戴河討論物價改革問題,報紙上就大肆宣傳說要攻物價關,要闖關。說提高物價改革方案已定了。這樣老百姓就急了,於是發生到銀行提款、搶購商品的情況。

總的說,一個是物價改革方案思路不對頭,另一個是具體工作出現了很大的紕漏。發生了擠兌搶購、市場緊張現象,於是一下子感到經濟形勢不好了。其實當時經濟形勢問題並不大,也不是1988年發行票子過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當然過去幾年經濟發展過熱,貨幣發行過多,經過87年雖然有所緩解,但並沒有完全解決。人們手裡沒有實現的購買力還有很大的數量,變成銀行存款,數目我記不很清,大約有萬億元吧。心裡恐慌了,就去銀行擠兌,去市場搶購。這不是87 年、88年的問題,而是由於物價改革宣傳不當造成的。如果當時宣布價格改革停止,同時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人心會穩定下來;同時再壓縮幾百億基建,節約幾百萬噸鋼材,經濟不會有什麼問題。

當時財經領導小組曾向國務院多次提出,儘快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但國務院李鵬、姚依林他們擔心銀行利息提高,國營企業的貸款利息不能相應提高,銀行利息負擔太大,不好辦。猶豫了一段時間,當然後來保值儲蓄還是出台了。事實證明,保值儲蓄的措施一出台,銀行儲蓄很快就回升了,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勢很快就穩定了。這也說明1988年經濟方面並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主要是處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問題。如果說通貨膨脹也不是加劇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幾年來積蓄在手頭的票子取出來購買東西,一時表現的好像通貨膨脹加劇了。實際上87年以後通貨膨脹減弱了,當然沒完全解決。當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三、治理整頓的負作用

由於當時大量群眾到銀行擠兌,到市場搶購東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來勢如風起雲湧。全國各大城市都緊張起來,黨內黨外議論紛紛,各方面壓力很大,使我們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也過重了。認為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我的用語沒有用“惡性通貨膨脹”而是用了“嚴重通貨膨脹”,實際沒分析通貨膨脹,於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頓”的口號,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從1989年開始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

當時的用意是穩定人心,但帶來了很大的負作用。現在看來不必如此,也不應當如此。而應當繼續穩定經濟,就是進一步控制基本建設規模,進一步控制貨幣投放,經濟就可以穩定下來,不必大的調整,大的收縮。深化改革,就是繼續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發展市場調節這部分,情況就會順利發展。當時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頓,還是想迅速創造一個條件,然後再來進行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以便結束兩種體制並存的狀況。後來看來這種想法不切合實際。

李鵬、姚依林這些人本來對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頓口號一提出,再加上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他們全面收縮,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壓,恢復舊的一套。原來已經下放的權利又被收回;許多老辦法又復辟;大量用市場調節的措施被取消。這樣一搞,幾個月後全國經濟就出現了市場疲軟、生產滑坡、經濟萎縮,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原來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什麼問題,不然為什麼一控制就出現了市場疲軟?所以當時提出治理整頓效果是不好的,儘管原來我的出發點是為了提出一個口號,把1989年的經濟工作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以便迅速穩定局勢,創造條件,將來重新開始價格改革、工資改革,實行原來的方案。攻價格關、工資關,解決兩個體製並存的問題,一直在腦子裡是存在的,現在回頭看這是一個教訓。
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批評了過去對治理整頓的這種消極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勢加快發展,加快改革,才使經濟出現了生氣,出現了活力,人民是滿意的。由此也恰恰證明,治理整頓中一味大砍、全面壓縮,不符合中國實際。如果中國經濟問題很大,通貨膨脹很嚴重,那麼南巡講話以後經濟很快發展起來,就是不可能的。

總之當時經濟領域改革和發展這一仗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重新加以認識。一個是改革。在兩種體制並存的情況下,只能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逐步擴大市場調節這一部分;逐步縮小計劃經濟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縮小,一塊一塊、一批一批地縮小;用市場經濟逐步蔓延,計劃經濟逐步收縮的辦法。而不可能採取一種改革方案,一下從整體上把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現在看來不能採取這種辦法,改革思路要改變。另一個問題就是,當社會上出現了擠兌搶購風時,不要把這種情況看得過重,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號;而應該通過改革,穩定形勢。如果這樣做,那就不會出現1988年的搶購風,也不會出現後來幾年的徘徊、倒退。

總體上說,一是價格改革當時設想的方案、思路有問題,沒有按前幾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堅的辦法,一舉解決價格問題。攻克這一關,市場經濟就形成了。這實際上是一種休克療法、震蕩療法。二是價格改革選擇的時機和宣傳上出現了毛病。本來88年春國內各方面議論的焦點是物價問題,這個問題不是87年經濟過熱和投放貨幣太多帶來的。主要是由於農副產品價格處理不恰當,肉、蛋、蔬菜價格上漲。本來價格已是議論中心了,又要醞釀價格改革,而又選擇了一個不合適的時機,引起社會恐慌。特別是宣傳上很不恰當,吃虧很大。這是當時擠兌搶購的主要原因。人們不是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價格改革,從設計、討論到制定方案,報紙不斷地發,有小平講的,也有我講的,把這個問題突出起來。說過去改革容易的已經改了,現在要攻難點,要闖價格關,要知難而進。使人心恐慌,紛紛擠兌搶購。三是我們又未冷靜地加以分析,過急地提出治理整頓,結果給反對改革主張復舊的人提供了一個口實,造成幾年的經濟滑坡。


四、闖物價改革關

關於價格改革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作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時間,以每一年以一定的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換來在理順價格的問題上,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上,前進一步。會議確定由國務院制定方案,具體方案是由姚依林他們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討論過一次,他們又作了修改,然後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當時我們一面討論方案,另一面全國各地搶購不斷,此起彼伏。討論中大家有顧慮,怕價格改革引起問題。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價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邁得太大,同時砍掉幾百億基建,緩和鋼材等生產資料的市場供應情況。當時還認為時機比較好,經濟在發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強,再說我們還有很多餘地,比如說,我們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賣,回籠貨幣,還有些中小企業也可以出賣。到了8月間在北戴河把這個方案確定下來。在制定方案過程中,沒有明顯的意見分歧,特別是同國務院姚依林他們這些人,因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們提出來的。地方上,特別是天津、上海當時有顧慮,但也沒明確表態。

還有一件事我在這裡說一下,就是在價格改革問題上鄧小平同志的態度。首先,小平同志歷來主張價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還幾次講過,說價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幾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幾年內要在價格改革方面邁出一大步,這一點事先我向鄧小平談過,他非常贊成。後來,他公開講過要闖價格關,要攻難點。還說,對我們以及國務院李鵬他們,怕的不是我們步子邁大了,而是怕我們動搖,遇到問題就猶豫、就退縮。小平一直是主張搞價格改革的,我感覺他對價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慮國營企業的虧損,希望儘量減少國家的補貼。總的講,他對價格改革非常堅決,主張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勵。當然如果我們覺得有困難,他也不勉強。

所以1988年物價改革這件事如果講責任問題,責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對價格改革是怎麼看的,我前面說了。他更多的是考慮到我們財政負擔太大,包括城市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他經常講到這個問題,說價格不合理,全國財政收入有幾百個億都是用于價格補貼。他幾次問姚依林:“這樣改革會減少多少億財政補貼,如果不改會增加多少補貼。”他關心的是這麼個問題。我們設計的價格改革更多的是價格合理了,如何使企業通過平等競爭,形成市場條件,能夠真正有企業效率的標準。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

再補充一個問題,即最後決定價格改革暫緩,轉向治理整頓是我下的決心。在9月份最後下決心前,我找姚依林談過這個問題。我當時向他提出,乾脆把價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遲幾個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況再說。後來我又進一步考慮,價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確實比較緊張,下決心乾脆推遲,集中力量把經濟環境搞好,把通貨膨脹人心不穩解決了,然後再去打這個戰役。

下了決心後,我又找李鵬、姚依林談了一次,他們表示同意。我覺得應向小平同志報告。就在我下決心之前,鄧有次和李鵬談話時還鼓勵我們不要怕。他說,價格改革有風險,但需要冒這個風險。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承擔這個風險。所以既然下決心暫時不搞,就要向鄧報告。這個問題談起來還比較複雜,原來那樣打算,現在又這樣考慮,幾句話不容易說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約王瑞林到我辦公室,比較詳細地把情況向王瑞林作了介紹,為什麼現在想推遲,不推遲怎麼不好等,請他向鄧報告。因為他在鄧身邊工作,可以把意思說清楚。報告了鄧以後,才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下來。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二)

五、改革開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來,十三大開得非常成功,會後各方面的形勢也很好。原計劃在1988年,無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進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為一個特區省,實行更開放、更優惠的政策。而且著手制定《企業法》。1988年3月人代會通過了建立海南特區省,還通過了《企業法》和私營企業條例;並修改了憲法關於土地使用權的問題和私營企業發展的問題。特別是企業法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中心意思不是強調財產的所有權,而是強調財產的經營權,強調企業對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不是要強調國家的所有權對企業的制約。國家不能再過多干預企業的事務。另外就是確立廠長負責製,強調廠長的中心位置,是企業的法人代表。同時在這個文件里正式承認,在我國目前階段,不僅個體經營而且私營企業也應該允許存在和發展,給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憲法還有關於土地使用權問題,規定可以出租。這些都是為了進一步改革開放。

在這個時期還提出了許多關於企業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們推行承包製,這也是兩權分離【229】的一種形式。1988年則著重強調把競爭機制引入承包製。隨後又提出把鄉鎮企業的機制引入大中型國營企業。在大中型企業實施股份製。提出用嫁接的辦法,引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機制,實際上就是把合資企業的機制引入了大中型企業,也等於嫁接了一個機制,改造大中型企業。後來我看到浙江蘭溪5家國營企業放開經營的消息,給我以啟發。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業放開經營、自負盈虧的思路。所謂放開經營,就是說政府部門不干預企業的經營,包括價格,包括生產什麼東西,包括分配,屬於企業的事都由企業去解決,只要他不違反法律,完全可以獨立經營,放開經營。

到了8、9月份,我把放開經營、自負盈虧作為企業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強調放開經營和自負盈虧要結合起來:只有放開經營才能自負盈虧,只有自負盈虧才能放開經營。否則盈了是自己的,虧了是國家的,那不行。我曾經說過放開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叫做“無上級企業”,這個話當然不一定確切,實際上是說這樣的企業不歸屬於任何一個政府行政部門,我還很強調股份製問題。這些都是為了提高企業的效率,使企業能更好地進行科學管理,增強它在價格改革時的承受力。提出價格改革以後,後期感到價格改革歸根結底決定於企業的效益,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為了價格改革的成功,特別是講到企業的改革,後來還講到政治改革。當時是從價格改革出發提出的這些問題。現在來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業推向市場和企業的產權改革的問題。一個是市場問題,一個是產權問題。涉及到企業法人的問題,觸及到企業裡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

在這一時期,我也很重視股份製。1988年9月我在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230】談話時說,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全民所有制無處不在,但產權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誰也可以不關心。那時企業的改革就涉及到一個產權問題,提出股份製也是這個意思。當時為了推進改革開放,1987年冬還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大的問題,我另外再詳談。在這一時期,還提出了廣東全省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各方面都先行一步。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舉措。

總之,1988年不論開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這些能夠順利執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無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將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進一步。當時也完全有可能有條件這樣做,在十三大以後的大好形勢下,把整個改革開放大大推進一步,發展大好形勢。但很可惜,由於價格改革失當,整個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深化、前進,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頓告終,現在想起來還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頓提出以後,有些情況變化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首先是國務院那邊,李鵬、姚依林他們藉著治理整頓的機會大肆復舊,使改革全面復古。他們接二連三頒發了許多條例、法令、規定,除控制基本建設外,實際上把前幾年搞活企業的措施,絕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又收了回來。1989年物價上漲指數不高於1988年,這本來是我提出的作為預期目標,是我們預計各項工作搞的結果。但他們把它變為行政指令層層分下去,變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物價,以至把一些早已放開的物價又管死了。一個時期甚至把農村糧食在完成國家徵購後,留給地區和群眾讓他們在品種、有無、多少之間互相調劑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納入國家計劃,由國家管起來。剛剛提出、佈置下去的沿海發展戰略,實際上統統作廢了。可以說,這是體制大的復舊,改革的大復古。他們把許多權力集中到國務院和中央各部,如為控制信貸,甚至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們搞這種治理整頓,不久就出現了經濟滑坡,市場疲軟,生產停滯。如果不是因為前幾年改革出現的受市場經濟調節的個體經濟、合資企業、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國家經濟將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六、來自中央高層不和諧的聲音

另外還發生了一個情況變化,就是把整個治理整頓的權力全部集中到國務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架空。雖然這個時期,我通過財經領導小組不斷研究經濟問題,但他們不予討論,更不執行。

本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十三大籌備期間,鄧小平提出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總理後仍然能指導經濟建設和改革。因為當時我不兼總理,李鵬當總理,許多人有顧慮,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多年來是我領導的,我比較熟悉。而李鵬對經濟改革的態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對他也不放心。所以鄧小平專門確定一條,我不擔任總理後仍然要管經濟工作,因而專門成立財經領導小組。財經小組實際上是使我繼續領導經濟工作的一個組織形式。

但是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我領導經濟工作的地位削弱了。藉這個機會他們把持治理整頓的控制權,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及我本人,無法過問經濟,使他們能夠藉治理整頓大搞復舊。因為常委、財經小組是不會同意他們這麼搞的。

前面我已說過,群眾有儲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銀行擠兌到市場搶購物品。如果能夠及早提高存款利息,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我在財經小組會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銀行儲蓄利息,小組其他同志如張勁夫【231】、杜潤生都同意,認為這是一項重要舉措。但國務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儲蓄。後來雖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決問題。他們的辦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減貸款指標。結果貸款指針控制得很嚴,規模縮得很小,使農產品收購沒有資金;工廠技術改造也沒有資金;甚至流動資金都沒有。結果生產停滯、滑坡。

另外,人民儲蓄大量減少,貨幣發行量卻沒有減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貸款大量緊縮,造成生產、流通的困難。而貨幣發行量、貨幣流通量沒有減少,大大超過上一年。這就證明這種方法不對頭。當時我的意見是,貸款的控制,既要從緊,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顧生產;另方面集中力量解決儲蓄問題,穩定人心。但是我的這一主張沒有得到執行。同時黨內一些老人當中有一種議論,認為我現在是總書記,不做總理了,因此主要力量應抓黨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經濟工作由國務院來搞;而我仍然對政府工作,對經濟工作干涉太多。事實明明是國務院在架空我、在擺脫財經小組對經濟工作的決策,卻又散佈這麼一種輿論,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過問、不過問經濟工作。這是對國務院架空我、擺脫財經小組的一種支持和配合。這裡面是不是還有別的東西,有沒有什麼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總之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會是不謀而合。這股風刮得很大,當時香港報紙也有這樣的報道,說我已被架空,不再過問經濟,已沒有過問經濟的權力。一次在懷仁堂接見會議代表照相時,小平還問我:“怎麼香港報紙說你不再過問經濟了?怎麼能不管經濟呢?”總之當時這股風刮得不小,國務院那邊內外配合,迫使我不過問經濟,只管黨務就是了。

情況的另一變化,就是治理整頓一提出,給人一種印象,以為經濟改革出現了大問題,不然為什麼不再講深化改革、穩定經濟,而搞了治理整頓呢?這就給一些人一個口實,藉此否定經濟改革,否定經濟建設的成績,刮起了倒趙風。有的老同志竟然興師問罪,要常委,實際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擔責任作檢討。王任重在政治局會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責任,說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領導要帶頭檢討。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內外到處流傳著一些流言,說我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甚至說我不當總書記了,說我將要去當軍委主席,當國家主席等等,無非是說我搞不下去了。在這個時期,我也從很多渠道聽說,有一批老人集體上書鄧小平講我壞話,要我下台。

鄧小平在這一段時間幾次講中央領導格局不能動,當然是有緣故的。大約1988年底,香港一家報紙報道說,鄧在上海期間,李先念向鄧建議要我下台,但鄧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這個消息我看後寫了幾句話給王瑞林轉鄧看一看,我的話大概意思是國內外最近這類流言很多,不知鄧知道不知道。當時國內外刮起了這麼一股風,也有人為我擔心,說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這一段時間,國務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總是把前一段的經濟問題說得非常嚴重,當時的國務院多次講要反對過去經濟工作中的兩個急於求成,一個叫建設急於求成,一個叫改革急於求成。說建設急於求成還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規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於求成的問題。除價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艱難。他們就是藉此反對改革,否定過去。當時黨內有些老人同國務院李鵬、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他當時沒有弄清楚這話不是我先講的,而是鄧小平講的,他以為是我提出來的,以此對我攻擊,實際上要清算,來算賬。這次會議很明顯,矛頭指向我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問題。會後我把會議情況向鄧作了彙報,鄧看了很不高興,講了一大篇話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認為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
姚依林這個人過去講話從來不很明朗,也不領頭,這次講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銳,而且有恃無恐。看來他和李鵬這兩個人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種氣候,背後有人在支持他們。從1988年秋季以後就刮起了這個風,與此同時,對我,對我家庭的流言蜚語也很多。說我的幾個孩子倒賣彩電,倒賣汽車,倒賣糧食,倒賣合金鋼,發了大財。這完全是無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實,但流傳很廣。後來我下台了,他們迫不及待就去查,這也好了,查來查去什麼也沒有查出來,只好不了了之。過去對我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為什麼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這樣集中,當時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我這個家就是搞“官倒”的。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圖醜化我,毀掉我這樣一個主張改革的形象。


七、“倒趙風”的由來

1988 年治理整頓提出以後,黨內刮起了一股反對改革、倒趙的風。當時黨內這股風刮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這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劃經濟觀點影響的同志,對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劃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來我同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係緊張、激化的結果。

現在回顧一下,1987年以前我擔任總理,主要是處理經濟事務,當然是改革開放。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於我事情比較多,這方面管得比較少;再加上在經濟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較來講,我被認為是較為謹慎些,不隨便講話。我不贊成把速度搞得過快,不主張基建戰線太長,改革也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來搞,不象耀邦那樣思想解放,無所顧慮。在我們黨內有一股頑固反對自由化,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老人當中以李先念、王震為代表;在前臺管意識形態的有胡喬木,特別是鄧力群。他們有一套人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勢力。過去他們把反對的矛頭主要對準耀邦。由於上面講的原因,沒有把我當作反對的主要目標,我似乎是居中的,他們甚至可能認為我和他們還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決定我當總書記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反對。當然當時李先念有保留,說我學外國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沒有聽到什麼明確的反對意見。當時王震曾勸我繼續當總理,他說總書記可由姚依林來搞。因為我當時也不願當總書記而願意繼續當總理,認為誰當總書記都行,所以對他的建議沒有異議。後來別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是想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但這件事後來沒有得到別人的支持。

總之我出任總書記沒有什麼人反對。但我代理總書記後首先就要面對反自由化的問題。我當時主張加以嚴格限制,縮小它的範圍,要降溫,沒有同意他們大搞大反的主張。他們曾開了一個名單,要批判這,批判那,我把它壓下來了,通過一些會議講了話,保護了那些人。他們還主張在報紙上對耀邦開展大批判,我不贊成文革中那一套,從開始就規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掛下聯,層層找代理人。我還講過,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經濟領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時說我一上台就為反自由化這場鬥爭規定了種種限制,這倒是確實的。當時中央發過一個文件,對反自由化作出了嚴格規定,劃定界限:規定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這樣一來,就不會重複過去搞運動的那種錯誤。後來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繼續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麼十三大就沒法開了,無論如何十三大應該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

在反自由化的氣氛下,當時那股左的勢力,鄧力群他們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化;竭力想重複過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經濟領域。用他們的說法,就是不僅要批說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幹自由化的。所謂幹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開放的人。在鄧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黨校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提法,說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不能並提,一個是綱,一個是目。他們還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壞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毀掉了農村的合作化。

針對出現的這些情況,我找鄧小平談了我的看法。我指出黨內有些老人想通過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如果沒有相應的輿論準備,十三大很難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準備講一次話,鄧非常贊成,十分支持。於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作了一次講話。我說,自開展反自由化以後,大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後主要是進行日常教育。我還說,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而長遠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擾。我舉了許多思想理論戰線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觀點。“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說,5.13講話轉移了鬥爭矛頭,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轉到反左傾教條。這倒也是事實。

這就是說,他們原以為我會按照他們的意見反自由化,結果5.13講話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們。後來十三大召開,我定了個基調,給鄧寫了封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整個來講是反左的,更引起他們的不滿。這裡我特別說一下,十三大報告有這麼一句話,是講市場經濟的,但沒有用這個詞。我說要建立“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是市場調節,國家只調節市場,當然是用經濟的手段,整個企業整個生產是根據市場引導的。並說市場的作用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和市場不是板塊,計劃主要是間接計劃,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是一種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我還講到發展個體經濟等。在寫進十三大報告前,我給鄧小平寫了這封信,沒有送陳雲、李先念。他們對我這個觀念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公開反對。

在這裡我要說有幾件事使他們特別不高興,懷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變了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來管。我也建議鄧力群不主持思想戰線工作以後,可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他讀書比較多,可以發表他的意見。我還說過,如果讓鄧力群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我下了這麼一個定語,這當然很快傳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時我還把他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即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給撤消了。當然,撤消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是鄧決定的,但是我建議的。這幾件事一做,改革開放的輿論加強了,鄧力群他們左傾保守、反對改革的面目就在國內外公開化了,使他們很孤立。雖然在十三大時我們提名鄧力群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進入政治局,但在差額選舉時他落選了。後來又提名為中顧委常委,但又落選了。他們以為是我搞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甚至陳雲同志,對我非常不滿,以至懷恨在心。

王震雖然反自由化積極,但他是主張開放的,沒有想到他後來那麼仇視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到處罵我,公開罵,在上海,在湖北當著地方負責人的面公開罵,說我不是搞社會主義,說我學外國的東西太多,說我不懂經濟,把經濟搞亂了。陳雲是有分寸的,是講道理的。總之後來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我比胡耀邦還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搶購風以前,治理整頓沒有提出來,他們在背後講或架空我。搶購風一起來,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時機來了,認為我把經濟工作搞糟了,把改革開放搞壞了,藉此機會散佈反對我的輿論,刮起一股倒趙風。

我的消息比較閉塞。因為我長期在地方工作,來中央時間不長,到北京後成天忙於工作,渠道比較少。所以至今對許多幕後的東西,我還是若明若暗。譬如說,一批人給鄧小平寫信反對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應該說,“六四”以前,在這樣一股倒趙風面前,鄧小平是一直堅定地支持我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這從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來。譬如那一陣鄧在許多場合說,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變。顯然中央有人想變鄧才說不能變。鄧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別的同志說,要我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當然李鵬也向我講了說是鄧講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鮮訪問前去鄧那兒,鄧還專門向我說,等訪朝回來後要談一下我搞兩屆的問題。當時醞釀了開會的名單,除了現任常委以外,還包括黨內幾位元老,這些人都參加。當時他還告訴我,我搞兩屆的問題,陳雲、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於他們怎麼談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節鄧去上海前,我到他家裡,那次談得比較深。他對我說,他考慮了很久,還沒有向別人談過,首次向我談。說他想辭去軍委主席,要我任軍委主席。他說,看來他如果不完全退下來,還保留軍委主席的話,很難停止別的老同志的干預。他還說,看來只能這樣做。很顯然,他感到老人們干預太多,我不好辦。這大約是老人們向他表示反對我以後他的考慮。為了讓我能順利工作,他決定不再擔任軍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擔任職務,或者不再干預。

當時我堅決不同意他退下來。我說,現在經濟正遇到一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如果你完全退下來,我們很難辦。我說,東方政治與西方不同,在東方並不是你退下來他們就不干預了,也不是他們統統沒有了職務就不再干預了。只要這些開國元勛還在,要他們不干預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預了,他們干預,我們更不好辦。你在,我們還好辦一些。我向他建議,無論如何一年內你不要再提這個問題。我講了以後,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就按你的意見辦,一年內不再提這個問題。

從這段鄧的談話中,我覺察有人,也許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壓力,說我壞話,而鄧明確表示不受他們的影響,頂住了他們這些壓力。自1987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1989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由於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同鄧發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絕按他的意見執行,鄧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一年多聚集起來的反對我的老人集團,才和鄧達成一致,結成聯盟,於是才決定撤消我的職務。
這裡我還想著重說一下李先念和鄧力群這兩個人。鄧力群實際上是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保守勢力的總司令。他的後臺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陳雲,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反對改革的老人。鄧力群和這些人的關係極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關係,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書記,鄧就是宣傳部長。他和李先念的關係也很好,長期是李先念的助手。過去李先念主持國務院五辦,鄧就是他的秀才。陳雲對他也非常好,鄧力群非常推崇陳的經濟思想。鄧力群在經濟上非常贊成文革前,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時候,他就到處宣傳這種思想,認為陳雲的經濟思想就完全能夠指導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當時陳雲文選還沒有出版,他就不斷發表陳雲五十年代的經濟文章,而對鄧小平的改革主張他不宣傳。他藉自己在文獻辦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辦法,討好、拉攏一些老人,如陳雲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鄧小平當時決定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宣傳工作的時候,陳雲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贊成。他們在鄧小平那封信一上公開表示鄧力群是好同志,但鄧小平決定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十三大鄧力群落選後,陳雲立即寫了封信,說鄧力群一切待遇不變。雖然鄧力群沒被選上中顧委常委,恐怕到現在還享受中央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常委的待遇,這就很不正常。實際上鄧力群是他們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一個最主要、最有力的筆桿子。所以對鄧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當能量,在他手下還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紅旗》雜誌撤銷,書記處研究室撤銷,鄧力群又把他們安排到別的地方。現在鄧力群仍在一些機構還有很多名義,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論陣地,特別是黨史、文獻等等。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三)

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李先念認為我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的話。他曾經通過王任重讓王全國【232】傳話給我,說對幾位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這是最明顯不過地表明對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滿。實際上他的話沒法聽,因為他是反對改革開放。另方面,如果說陳雲主要是維護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的搞法,如說一五期間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認為現在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對一五計劃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對改革開放持保留態度。而李先念則是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後三年經濟徘徊的問題。因為這期間實際上是他在主持經濟工作。自從1958年陳雲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視以後,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長期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對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後三年徘徊時期經濟工作的成績非常不滿意。他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所以李先念特別反對我。除了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思想比較保守以外,還有認為我只聽鄧的話不聽他的話,另外認為我對過去他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成績肯定不夠。李先念那麼不擇手段、不顧場合、不講原則地反對我,含有個人感情因素,不僅僅是觀點上的分歧,表現出一種仇恨,我認為就是這些原因。






【229】“兩權”即上下文所說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230】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極具影響力的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倡導者。對1980年代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1988年趙紫陽於中南海紫光閣接見弗里德曼。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231】張勁夫(1914-):安徽肥東人。1982-1988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232】王全國(1919-):1975-1979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務書記。









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


一、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

下面談一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以及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的看法。

首先說一說鄧小平的主張。1980年以來,直到“六四”前,鄧一方面不斷地講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鄧的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是怎麼樣的改革呢?總的我認為,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張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評了現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於集中、家長製等等弊端。指出這些問題同現行的制度有關,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這裡他還引用了毛主席過去講過的一句話,說像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時,還特別提出了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雖然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和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但對肅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義影響的任務估計不足,沒有完成。

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

另外,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文件,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製,把個人凌架于黨之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233】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

鄧在1986年6月聽取經濟情況彙報時,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說過,現在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聽取中央財經小組彙報時,又提出對政治體制的改革,要搞一個藍圖。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講話,7月同孟加拉國外賓的講話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還說政治體制改革,是十三大兩個主要內容之一。

但他這些講話所講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比1980年講的範圍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內容僅限於行政體制、機構和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他為政治改革規定的內容,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和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第二,是權力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同時地方各級也有一個下放權力的問題。第三,精簡機構。還有一個內容就是提高效率。這是鄧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講話。他說,我考慮有三條:第一黨和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體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說不要僵化,要用新腦筋來對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調動人民、企業以及基層的積極性,增強活力。就其主要內容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幹部年輕化。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主要的內容。

有人認為,鄧有時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以獲取人民群眾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認為,鄧的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貫徹始終,是由於形勢所迫,或受到某種阻力的緣故。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沒有充分的根據。問題的實質在於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樣的改革?在鄧的思想上,政治體制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講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或者在這之前之後,甚至是同時、同一篇講話中,往往又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強化專政等問題。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講話前,在1979年3月理論務虛會上,他所做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就是在思想理論界思想剛趨活躍的時候,加在思想政治領域的一個緊箍咒。而在1980年8月講話之後的12月,他所做的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強調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指出階級鬥爭雖然不再是社會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特別指出,國家機關要通過適當法律法令,規定罷工、罷課事先要經過調處;遊行示威要事先經過允許;指定時間、地點,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連,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鬧事嚴重的地區,必要時要實行戒嚴。

1986年、1987年,是鄧小平集中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這期間,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些都說明,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與一般人的理解,即國家現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決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效率問題,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鄧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說,一般地講政治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們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麼搞法,還是個新問題。

鄧對西方國家的多黨製和三權分立、議會製,是特別反對和堅決拒絕的。差不多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都要說上一段絕不可採取西方那樣的政治制度。他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就是指這個。1980年9月鄧在講到政治體制改革要把黨政分開放在第一位時,就指出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那次談話,對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話。他說,資產階級講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製、競選、三權分立,我們能搞嗎?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幾次向我打招呼,說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議會政治的影響,連一點這方面的痕跡也不能有。平時在講到人大、政協作用的時候,他多次批評說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協搞成兩院制,想把政協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作用的時候,他反對在人大會議期間民主黨派建立黨組,進行黨派活動。對於選拔民主黨派人士到政府擔任實職,他也只允許以個人身份,不能以黨派身份參政。可見他在這個問題上連一點點小口子也不讓開。

鄧非常欣賞和喜歡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那種集一切大權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統治的政治體制,厭惡和鄙視分權製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賓講話時說,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方面總的說,我們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鄧把不受牽制,不製衡,權力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鼎立,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類話他講過多次。

記得有一次,大約是八十年代前幾年的事,談到蘇聯出兵阿富汗,鄧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件事辦成,美國能辦到嗎?另一次鄧與外賓談話時說,美國有三個政府,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誰能拍板,誰說了算,他們之間互相牽制,互相扯皮,想辦一件事很難。所以鄧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總是告誡人們一定要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這個優勢,千萬不要搞西方三權分立、互相牽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論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鄧都不會允許觸動這種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鄧小平自從掌握最高領導權以後,非常強調要保持政治局勢的穩定,穩定壓倒一切。他認為沒有穩定,亂糟糟什麼事也辦不成。為了維護穩定,主要手段就是專政這個武器。在我印象中,鄧是在老人中強調專政、對專政念念不忘最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們不要忘掉使用專政這個手段。每當他強調穩定的時候,必然強調專政。他不僅反對政治制度建立什麼分權製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厭惡人們用遊行、請願、鬧事的方式表達意見。他主張用立法的形式,實際上達到禁止人們進行這樣的活動。一旦出現這樣的事情,他就主張快刀斬亂麻,用強硬的手段予以壓制。因此,鄧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專政是不允許動的。

鑒于斯大林和毛澤東晚年的沉重教訓,以及鄧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鄧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沒有覺察的。因而他也不時提到要擴大黨內和社會上的民主,廢除家長製,肅清蘇聯影響的問題。但如果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勢必要觸動高度集權的政治,而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他講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他感到形勢逼人、專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就連1986、1987年鄧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條提出的黨政分開,雖然只是堅持黨領導下的職能分工,目的在於提高國家行政系統的統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後也就不再提了。所謂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幹部年輕化、精簡機構和中央地方、企業適當分權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實際上這種改革還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範圍。
二、政治體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治形勢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十三大基調是反左。除了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外,還特別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前進一步。那一段政治環境進一步寬鬆,思想、理論、文化、藝術方面也比較活躍。同時由於改革開放十年來國外的一些影響,包括西方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的影響;蘇聯的政治改革,公開化;改變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所有這些都鼓勵了中國的知識界、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要求進一步推進民主建設。

本來我們應該因勢利導,很好貫徹十三大已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如黨政分開,公務員制度,重要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同人民協商,對知識分子較多的單位在民主建設方面也先行一步,滿足知識分子政治參與的要求等等。如果我們能夠切實貫徹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數要求推進民主的人,引導到這個軌道上來,按十三大設計的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擴大民主,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樣大多數人的要求可以滿足,剩下少數,比較偏激的也就沒什麼了。

但是實際上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很難開展,很難搞下去。首先,包括鄧小平和一些老人,他們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看法卻基本一致。都不主張改動原有的政治體制。生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力,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本來我們認為在中國條件下馬上實行多黨製不行,輪流執政也不現實。繼續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但執政方式一定要改變,不能像過去那樣共產黨把一切權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實行高度集權,全面專政,這種東西不適合時代要求,群眾也不能接受這種統治方式。所以,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十三大設計的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老人們因為要保持共產黨的領導權,不敢改變執政方式,擔心改變執政方式就會削弱黨對權力的壟斷,這是他們真正的顧慮,思想深處的問題。在起草十三大報告時,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權分立的影響,甚至說連三權分立的任何一點痕述報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簡機構、精簡人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等,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質的問題。

我曾設想過,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真正豐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發揮參政作用,使這個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這樣才能使各民主黨派活躍起來,真正發揮參政的作用,監督的作用,使社會上那些政治參與感強的人,通過民主黨派這種形式實現自己的政治參與願望,不致在體制外再形成一種與黨對立的組織。這樣做實際上也算分一點權吧,使共產黨不致全面壟斷權力,但絕對不會對共產黨執政地位挑戰。為此我曾提出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改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雖然差別不太大,但領導是個政治問題,領導下就是一個組織問題了。

我還建議把民主黨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國務院各部門當副部長或部長,解放初期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產黨有了決定再告訴民主黨派,沒有定下來就可以聽取民主黨派的意見,使協商成為真正的,而不僅是形式。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參加國務院各部的領導工作,得到了鄧的同意,而且說要抓緊辦。還有,在人代會期間如何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既然是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就要讓它發揮黨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個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有這種想法,當然也沒有最後定。也有人說,人代會期間共產黨建立黨團組織,為什麼民主黨派不可以建立黨團組織。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鄧那裡,他那裡傳話給我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我們原有的,大家已經認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實際內容,你再談其他的改革,談何容易啊。

關於黨政分開問題,工廠實行廠長負責製問題,黨內顧慮阻力很大。相當多的地方黨委是反對的,他們習慣於黨委總攬一切,壟斷權力,黨政一把抓,書記說了算。實行黨政分開,書記似乎就變成虛的了。所以當時對確定廠長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書記不對工廠實行全面領導,而主要負責黨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實際上頂著不執行。黨政分開,廠長負責製實際上涉及權力分配問題,既得權力的一部分人不願放棄權力,改革相當困難。

我曾說過,要加強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實行改革開放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這當然是對的。問題是怎麼加強?按照過去的路子會適得其反。雖然我們原來政治思想工作有許多好東西,但1957年以後,差不多20年的時間,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政治工作,實際上是把群眾看成改造的對象,控制的對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講什麼道理,不做什麼說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壓人。“階級鬥爭為綱”對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壞的影響和習慣。同時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嚴重,機構非常龐大,大量的脫產人員。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從根本上改掉這些年的做法,繼承和發揚戰爭年代的傳統,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種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重造。我說出這個口號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老同志反對,各地黨委的同志也反對,特別是工廠裡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對,全國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飯的人認為是要革他們的命。

那時我就感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經受困難,經受風險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議論紛紛。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難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要改變過去黨的執政方式,行使權力的方式,辦事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要改變黨對權力的看法和對權力的全面壟斷,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首先來自黨內及各級領導。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諸侯的擁護,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中很多人是消極的、抵制的。但當時我感到,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就很難深入下去。譬如選拔幹部的標準,還是過去那一套,並不是把贊成和支持改革作為主要標準。中國的改革雖然搞了10年,但並沒有突出去解決各級領導掌握在改革派手裡的問題,所以經不起風浪。有一些地方對改革採取實用主義的辦法,對他有利的就執行,對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面就加以擴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縮小,加以限制。

還有腐敗問題。1988年我在廣東過春節,在接觸許多情況後,我深深感到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是活躍起來了,但腐敗問題也出現了。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政府就是指幹部,指掌權的。後來我越來越感到廉潔是個大問題。在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的轉軌時期,如果沒有監督,腐敗就會滋長起來。權錢交易、官倒、官商、貪污受賄。解決這類腐敗問題,最根本的是解決透明度,解決民主監督問題,包括新聞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如果司法不獨立,法院不能獨立辦案,檢察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實行。這就涉及司法和黨的關係問題。

我深感政治體制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當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逐步地實行民主的、有監督的共產黨執政制度。權力絕對不能壟斷,權力必須有監督,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要求,形勢有這樣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則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但是,要真正著手政治體制改革難度非常大,黨內那些老同志幾乎沒有人支持這種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

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們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後政治改革沒有什麼行動,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別是知識界的要求同黨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於當時政治氣氛還比較寬鬆,人們還是敢於講話的,不像“六四”以後的高壓,這種反差反過來使人們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現了過激的主張和行動,激化了矛盾。當時宣揚引進西方議會製的言論也出來了。一個叫陳軍的在美留學生,回到國內串聯知識界名人,要求釋放魏京生【234】。在美國也有人發起一個簽名活動,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動作。1989年人代會期間,香港有一個代表團進來,要求人權,要求釋放魏京生。國內校園也十分活躍,各種各樣的沙龍、論壇,也有過激的言論。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識分子紛紛到大專院校發表煽動性講話。方勵之在國外還直接點名對鄧小平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給藉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的人一個口實,拿這些事向老人們挑動,使鄧和老人們神經更加緊張,認為政治方面不能有絲毫鬆動。

1988 年以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後出現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出現了緊張。1989年出現的那場政治風波不是偶然的事情。鄧小平不是說有國際和國內的大氣候和小氣候嗎?我想如果講國內小氣候,就是我上面講的這些。固然當時人民對物價是不滿的。但更加不滿的,尤其在知識界和青年中,是經濟改革停滯、全面收縮、全面復舊;他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途發生了懷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動靜,不見行動。人們對腐敗不滿,也認為腐敗問題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共產黨的執政不受到監督,就無法解決。對這種狀況人們感到沒有希望,非常不滿。“六四”學潮中間雖然不滿情緒多種多樣,很複雜,但根本上,是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停滯,政治體制改革無望的現狀的不滿。所以學潮本質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對保守勢力。有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當時社會議論的中心是物價問題,但學生們謹慎地避開了這一敏感點一一怕把行動引向反對改革一一而是反對不民主,反對“官倒”。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四)

李先念在掀起倒趙風當中是非常賣力、非常積極的,扮演了一個組織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臺,又是後臺。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屆三中全會時,本來要通過一個關於治理整頓的公報。這時王震突然發難,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殤》問題,要中央表態。當時我把他應付過去了。事後葉選寧告訴我,王震在他面前大罵鮑彤,說鮑彤是個壞人,《河殤》就是他支持搞起來的,並且說,這是李先念告訴他的。這完全不是事實。鮑彤根本沒有接觸過《河殤》,也從來沒有向我談起過《河殤》問題。看來王震講話可能還有保留,李先念講鮑彤問題實際上就是講我,暗指《河殤》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對《河殤》就有看法,李先念藉機把《河殤》同我聯繫在一起,挑動王震對我的不滿。從王震口中知道,說鮑彤支持《河殤》,李先念為了挑撥一些老同志對我不滿,不惜造謠。“六四”以後,報紙上公開對我批判時,《河殤》成了一個大問題。很多東西完全是無稽之談。說我支持《河殤》,下令複製了多少錄相帶分發全國,還說我壓制對《河殤》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實,是造謠。

1988 年秋,海南有個洋浦開發問題。本來這是件很好的事情。當時有一個名叫張維【236】的,大概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吧。他對此事有看法,認為出租土地使用權給外商涉及國家主權。這當然不對。但人家提出一個看法可以討論嘛。但李先念知道這雖然是田紀雲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這件事在一個文件上批判說,這樣做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可見李先念不僅到處罵我,而且抓住一切機會攻擊我,煽動別人反對我。王震同志過去和我沒有什麼矛盾,有些事同他說說,可以得到支持。但1988年以後情況就變了,積極反對我。至於“六四”以後,更說我是反革命,是小艦隊【237】後臺。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動與鄧力群的影響有關係。

再講一個批租土地利用外資開發的問題。房地產市場固然有炒買炒賣出現過熱的現象,把這個問題解決,開放土地市場,對我們改革開放、加快城市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具有很大的意義。在改革開放中,把土地作為一種商品,參與市場交易,形成房地產行業。這是一個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來我們憲法上規定土地不能轉讓,不能出租,所以這個問題長時期未能得到解決。改革開放後,只是在深圳曾劃出一塊土地給胡應湘【238】進行開發,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說劃給外商的土地太多了,至於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許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中,吸引外商到我們這兒投資開工廠、辦企業,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基礎設施不行。而要搞基礎設施,就要很大一筆投資。我們沒有這麼多錢,事情就卡住了。多年來搞開發區,首先就是把土地開放出來,使土地變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礎設施,然後蓋廠房,蓋寫字樓。當時計算過,一平方公里面積這方面的費用就要一億多元,現在恐怕要更多。所以開發區往往進展很慢,我們城市建設都是這種情況。市政建設修路沒有錢,搞三通一平沒有錢,許多土地閒置在那裡。

記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東【240】談話時談到,市政建設沒有資金。他說你們有土地怎麼會沒有錢呢?當時我覺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沒有資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聯不在一起。他說,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讓別人開發嘛!是啊,香港那個地方我也知道,一塊土地很快就蓋起大樓,蓋成一條街,很快就改變了那一塊地方的面貌,而我們就非常困難。霍英東當時這麼講,我覺得有道理,就建議他到上海去,把這個看法跟上海的市長、書記談談,後來不知道他去了沒有。他這個看法對我有啟發。我們有土地沒有錢,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塊地方建設起來了。後來我到上海也有這個感覺。上海浦東這個地方同上海市區就隔了一條江,發展上海如果把這個地方搞起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開發這個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資金,搞基礎設施,再招來外商。大約是1987年,上海介紹一位美籍華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來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東這個地方租給給外商,只要有優惠政策,外商是願意的,但時間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後,要給他一個轉讓的權利,他們可以向銀行抵押貸款。我問他,出讓這些土地後外商願意來投資嗎?需要什麼條件?他說,這容易辦到,不需要特區那樣的條件,只要像閔行經濟區那樣就行了。我當時想,條件比閔行更優惠一些,接近於特區的條件也可以考慮,所以很有興趣。因為這位美籍華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紹給我的,我就讓汪道涵負責這件事。考慮到上海這個舉動會各方矚目,為了能疏通各個方面,我考慮除了汪道涵,還要把陳國棟【243】拉進來。他與陳雲有些來往,他的話陳雲也容易聽得進去。我知道陳國棟比較謹慎,對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沒有什麼,可以繼續研究。我知道這個事情很大,因為過去想在上海搞開放,陳雲有顧慮。82年時他講過對上海、江浙這些地方要謹慎,因為在那裡搞資本主義,人們熟門熟路,滑下去很容易。所以,上海改革開放所以推遲一是這個地方舉足輕重,另外與陳雲的態度是有關係的,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拖到後來。聽說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講到上海搞晚了,我想這是對的。如果當年早一點搞,情況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浦東開發的問題,現在是解決了,實際上86、87年就醞釀這個事,開發的方式也是批租。浦東的事,我曾向陳雲談過,他沒有表態。這個事我也向鄧做了宣傳,他非常贊成,說這樣好的事,要趕快搞。但我當時感到老人們意見不完全一致,繼續研究醞釀吧。

洋浦的開發問題。洋浦在海南儋縣,這個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沒有水,什麼都不能種。我們要搞有困難。如果出租給外商,他們可以很快搞起來。當時許士傑【245】、梁湘【246】按這個設想同外商熊谷組【247】接觸,人家很有興趣,願意拿幾十個億來搞。但當時國內許多人對此沒有想通。我國原來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壓迫啊,租界啊,大家對主權問題非常敏感。當時張維他們去進行考察,寫了個報告,說大批土地租給外國,成了國中之國,是出賣主權。1989年人代會期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引起一場風波。許士傑在會上作了解釋,但那些人根本聽不進去,反對的調子非常高,有無幕後原因我不知道。當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應,堅決要把這個計劃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責任。李先念知道這一情況後,給小平寫了封信,說這種開發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絕不能這樣搞。鄧不了解情況,看到當時那麼多人反對,就說此事暫不要搞。也是在這個前後,陳雲也轉一個材料給我,批示說此事要慎重。

由於當時爭論的焦點是主權問題,所以我叫特區辦搞了一個詳細材料,說明洋浦開發不涉及主權,我把這些材料轉給了陳雲,同時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這些土地只包給一家是不是好,還可以研究,但這決不涉及主權問題。陳雲看了我的信後沒有再說什麼了。就在這個時期,我到鄧那裡去,他又問洋浦的事,我就說這件事實在是一件不了解情況的誤會。我說,洋浦這麼一塊荒地,你如果不包給外商,放在那兒再過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塊荒地。包給外商,他來開發,那裡很快就成為繁榮的地方,和港口配起套來。人家拿幾十億港幣來投資都不怕,我們怕什麼?說是涉及主權,完全是沒有常識。鄧聽後說這是好事,原來我不清楚,我原來說的不對,還是要搞。後來梁湘、許士傑直接給鄧小平寫信,詳細彙報洋浦開發的打算。鄧看後作了批示轉我,說原來反映的情況不實,我說暫不搞,既然是這麼回事,那應該搞,積極地搞。王震這個人對政治經濟改革是反對的(農墾系統的改革他就反對),但他對開放、對洋浦租給外商開發是支持的。原來我想找他出面講講話,但他看到各方反對就不講話了,還說要重新考慮。鄧批示以後我告訴他,他也表示支持。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辦特區的時候,就有議論說會演變成殖民地,像澳門一樣,澳門一開始是租給葡萄牙曬漁網的地方,後來就變成了殖民地。實際當時清朝是腐敗無能,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這個問題。只有外國人怕中國變,一天宣布什麼都不算數了,甚至把外國資本沒收了。哪有中國怕外國的道理?他把錢投到中國,中國還害怕嗎?又如海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資,在合同上要求很多,總怕自己吃虧,思想保守,算小賬不算大帳。總之,一些人在對外開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虧。中國多年搞閉關自守,名為獨立自主,實際上搞閉關自守。有人一聽說引進,就覺得不光彩。這有什麼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製造,什麼都要從國內解決,這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對外貿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東西同人家交換,這也是自力更生嘛。這種閉關自守的想法,不會利用自己的長處。李鵬趁各方議論紛紛之際,也卡洋浦。他本來對洋浦開發一點不支持,他特別給特區辦下文,說沒有國務院的通知,洋浦開發區不能動。就這樣把洋浦的事壓下來了。本來這件事是副總理田紀雲主持定下來的,總之他是藉治理整頓處處阻止改革開放。

還有件事,王紀寬【248】曾捎來一個資訊,美國一家汽車公司想在廣東惠陽地區搞一個年產30萬輛的汽車廠,條件很好,全部外銷。如果電力有問題,他們自己搞電廠。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國來生產。這樣可以帶動三、四十家中國工廠來為它服務。這是獨資來搞,也不要我們配套資金。我當時聽了很高興,認為很重要,我曾就這件事給姚依林、李鵬寫了封信,認為這是好事,而且當時許多外商怕中國政策變,不敢繼續來投資,特別是獨資。這件事如辦起來也是開了一個好頭。但姚依林、李鵬對此很消極,他批給機械部,機械部總想自己搞不讓外資進來搞汽車工業。姚依林贊成他們的意見,認為不能搞。李鵬馬上同意他們的意見主張不搞,把報告轉給我,於是一件很好的事就這樣放下來了。“六四”以後聽說又想搞,是不是鄧知道了干預了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五)

三、胡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

下面講講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耀邦多次被鄧指責為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後因此而被迫下台。國內國外也大都把胡看成開明派、民主派。胡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態度究竟如何呢?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是什麼呢?

耀邦為人比較寬厚,比較寬容,也主張實行比較寬鬆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對待知識界,一向比較體諒,比較寬容。幾十年來在強調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不斷的情況下,他很少搞過火的事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央秘書長期間,積極主張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為地富摘帽,並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249】。他不顧一些人的懷疑和牴觸,提出不分時間限制,只要搞錯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在他擔任總書記之後,對於社會上出現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鬧事,一貫主張採取疏導的方針,不贊成用高壓手段解決。即使對於流氓犯罪社會治安這類案件,他也積極倡導以綜合治理的辦法解決,不主張大量捕人、關人的所謂“嚴打”。對於動輒用專政手段,他很不以為然。

在政治制度上,他雖沒有具體明確表露過他的主張和設想,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能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人民能夠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環境中,這是他追求的理想。在他下台前不久,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主要的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從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標是確定無疑的。我相信如果他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雖然他對自己的社會主義高度民主並沒有形成什麼框架或模式,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動和影響下,他將會沿著國家政治的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推向前進。


四、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下面說一下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完全沒有注意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雖然早在四川的時候,我就開始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但是沒有想到政治體制改革怎麼辦的問題。當然我也覺得對於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後我們黨內、社會上不正常的種種情況,我認為應該撥亂反正。但對我們的基本政治體制,沒有想到要作什麼大的改變。記得那時陝西一個工人給我寫過一封信,他說他看了我的許多講話,認為我是經濟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個保守派。這確實是符合我當時思想實際的。這種狀況大概繼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所以連小平1980年那篇《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都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當然更沒有改變我對政治改革的態度。到了1985、1986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認識才有了一些變化。引起我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固然與國際大氣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問題有關係,但主要的是我從經濟改革方面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個時期我一直有個想法: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太滯後也不行。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越深入,黨內守舊勢力的阻力就越大。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下去。而且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難充分發揮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種社會矛盾,沒有政治改革也很難得到妥善解決。比如在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就是一個沒有社會監督的大問題。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擔任黨的總書記以後,接觸政治領域的事情多起來了。我深深感到黨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必須從根本上設法解決。而離開知識界的政治參與,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

當然,我當時所想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國搞多黨製,搞西方的議會民主製。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要改變。當時總的想法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改變,但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另外,人治的問題要改變,真正做到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我沒有看過但我聽說,戈巴契夫在回憶錄裡講,1989年他訪問中國在與我會談時,我曾暗示中國要搞多黨製,搞議會政治。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意思。我當時與他講了兩個概念:一個是執政黨地位不改變,但要改變執政的方式;另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人治,也應該是法治國家,我有意識用了“治”而不是“製”, 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說社會主義國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統,而是說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這兩個概念實際上也就是我那兩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總的觀點。

要改變執政方式,怎麼改變呢?當時也逐步有些設想。共產黨是執政黨,但怎樣執政呢?應該儘量使執政方式現代化一些,賦予它一個現代的、文明的、開明的、開放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說共產黨執政要增加它開明、開放的色彩。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回想起來,我總的想法實際上是想要改變過去長期形成和堅持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和制度。這大體上包括下面一些內容:

首先要增加黨和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戈巴契夫叫公開性,我們叫透明度。黨和國家的重大活動和決策,應該向社會公開,讓人民知道,改變長期以來的所謂“黑箱作業”,人民只知道決策的結果,一旦政府公布了就去執行,而不了解決策的過程和情況。這個很重要,讓人民有知情權。

其次,要開闢各種對話渠道。要同社會各個方面,各種力量,各個利益集團對話。重大問題一定要和各個社會集團協商對話,不是只在共產黨內作出決定,或者只是同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協商一下。重大問題展開或決策之前、決策過程中間同各個社會集團對話。當然,這首先要有社會集團。沒有社會集團怎麼對話?這裡有個很重要的問題:要改變過去那種各種社會團體完全同黨一個聲音,工會、青年、婦女、工商界、青年團、社會各團體,不能是黨的御用工具。它應該能夠代表它所代表的群眾,這種對話才有意義。這就要發揮各社團的中間組織的作用,黨不要事事包辦,不要對他們干預太多,使他們有獨立活動的空間。在這樣的條件下,共產黨同各個社會集團對話協商,要使各個社會集團能夠參與。

再一個就是要改變選舉制度,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當時還設想,甚至包括共產黨向人大提名領導人的時候,可以同時提出幾個候選人,由人大代表從中選擇。我們現在的差額選舉往往只有副職才有,而且中央高層一級就沒有。我們雖然還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選舉辦法,至少共產黨向人大推薦提名應當多提幾位,包括主要的職務譬如委員長、政府總理,可以多提幾個人,讓大家去選嘛!

充實和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的問題,要使民主黨派能真正起到參政黨和共同協商、互相監督的作用”我也曾設想過,在人大開會期間,民主黨派可以有自己的黨派活動,可以建立自己的黨組。

還有就是要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這個想法。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但在保障公民權利上沒有具體的實體法和程式法,所以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能保障實現,落實不了。我和戈巴契夫會談時也談到這一點。我說很多東西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所以必須要有具體保障其實現的法律。譬如說,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都應該有具體的法律。

另外就是要有領導、有限度地開放輿論。1989年我也和胡績偉交談過這個事,允許不允許獨立辦報?現在所有的新聞媒體都由黨和國家壟斷,這不是辦法。當然那時我也沒有想完全放開,但有領導地放開一些會有好處。黨和國家所控制的媒體不願發表的東西,總還有別的媒體可以發表,那也好呀。蔣介石時代還有民辦報紙嘛!雖然不能說開放報禁,但輿論要適當放開。

總之當時設想,在共產黨繼續保持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更好地容納社會的政治參與。社會上各個方面,各種利益集團,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我們雖不實行多黨製,但要儘量地容納和擴大其他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

這些想法有的已見諸文字或談話,更多地已經寫進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當然有些不能寫得那樣明確,有些當時還不能寫進去。這就是1986-1989那幾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形成的概念,即執政的地位不變,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東西通過具體法律一一落實。

1989 年我下台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製,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製更進階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裡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一一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製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製。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製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製。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製更好、更進階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製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但話說回來,議會民主制度主要在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也有很早就實行議會政治的,但並沒有充分顯示它的優越性,甚至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政府沒有權威,社會不夠穩定,一些軍人發動政變就是以此為藉口。這就說明,議會民主政治制度這種現代的、先進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條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條件任何國家都可以採用並用得很好。

總之,西方議會製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民主形式,這是第一。

第二,它是有條件的,是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而逐步採用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如果我們不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那麼中國市場經濟畸形狀態,不健康的市場經濟,權力市場化、社會嚴重腐敗和兩極分化等問題,就不可能解決,法制社會也不可能出現。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朝著這個目標進行改革。

另外一方面,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這方面亞洲國家和地區有很多情況值得我們重視。如台灣、韓國這些國家和地區,他們由原來那種體制逐步轉變為議會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根據中國的情況,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這種選擇的出發點,一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二是有利於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順利地過渡到比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說,第一不可倉促,冒然地全部搬過來;第二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絕對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於甚至阻礙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倒行逆施。

這個過渡需要多長,那要看整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關鍵是共產黨領導集團有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信念,然後再因勢利導,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執政黨的自覺,必須有社會輿論各方面的推動;也不能一切都不動,完全等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備了條件,在哪一天來宣布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一種漸進的逐步發展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政治體制上不斷改良、改進,使之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究竟如何過渡,我在前面講的改進共產黨執政方式所列舉的那些內容都是應該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階段。但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

執政黨必須過兩個關:一是開放黨禁、報禁,當然這種政治開放也可以採取逐步的形式,但這一關必須過;二是黨內的民主關。在共產黨內實行徹底的民主製,用民主的方法對我們黨進行改造。過去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確需要強調集中,強調紀律,但是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領導整個社會向著議會民主政治過渡,黨內如果不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這就要保留黨內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過去還講要保護少數嘛!黨內一定要允許不同意見,甚至不同的派別合法存在。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競爭,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如果我們黨不從過去適合戰爭年代的狀況,轉變為適合於民主社會、民主國家的新情況,那是不行的。這一關是一定要過的。

當然,還有軍隊國家化,還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實行的司法獨立等問題,都是必須解決的。

我們希望在相當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以便有領導、有準備、有秩序地在穩定狀態來完成這種過渡。至於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這要看隨著社會的開放,政治的開放,共產黨同其他政治勢力競爭的結果。如果我們一切都很主動,一切都搞得很好,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這不能靠憲法的規定來壟斷這個執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競爭。我想這終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違背的。我們自覺這樣搞,對黨有好處,對社會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反之,那就對黨沒有好處,對社會沒有好處,對人民沒有好處。但這是不可能阻擋的,適者生存。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六)

【233】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235】編者按:從這裡起,到P289【一】,共12段,在錄音帶中雖然位於本處,屬於第六部分第二節;但從內容推測,也許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節的一部分。編者在整理過程中一仍其舊,未作任何改動。

【236】張維(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1980-198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237】“小艦隊”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政治衍語,意即以反對黨的最高領導為目標的最危險的反革命組織。

【238】胡應湘(1935-):Gordon Wu,香港企業家;香港“合和實業”創辦人。

【239】“三通”是指開發前的通電、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東(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業家。1980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華裔美國工程專家。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林同炎國際公司董事長。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後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長。

【243】陳國棟(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

【244】“鄧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間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據“去年”二字可以推斷,錄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寫定的。

【245】許士傑(1920-1991):廣東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247】熊谷組是日本的建築公司,成立於1898年。

【248】王紀寬(1931-2007):江蘇江陰人。時任香港永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進階諮詢研究員。

【249】據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的回憶:“在他(胡耀邦)的領導和推動下,到1982年底,全國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原載《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0日)






【一】簡體中文版編者按: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繁體中文版原書中的第289頁。

【二】簡體中文版編者按: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繁體中文版原書中的第268頁。











代後記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編者按:本文是趙紫陽錄音回憶的英文版《序》。譯文錄入中文版。
鮑樸 譯。

我只見過趙紫陽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進他在倫敦下榻的酒店。他當時是四川省訪英代表團的團長,房間裡擠滿了他的同事,他們對我的突然出現有些驚訝。我知道,趙當時是四川省第一書記,率先進行農村改革,聲望正在不斷上升,這次國外之行是為了汲取經驗。但當時我研究的興趣比較側重於歷史。我問,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請他談談1960年代在廣東省主政的經驗?他說他很樂意。我向他的助手遞了一張名片,就離開了。

那次短暫的接觸,使我形成了一個膚淺但又堅實的印象:這位共產黨的老乾部,開放,詼諧,有生氣。遺憾的是,我以後再也沒有機緣進一步加深這些印象。當我下一次到中國進行學術之旅的時候,趙紫陽已經是國家總理了,我知道,試圖通過北京層層官卡(去見他)是徒勞的。

這本書的內容,是趙本人作為總理,之後作為總書記,直到最後被軟禁的經歷。這些文字給我們提供了北京高層風雲險惡的特寫鏡頭,在那一段時間裡,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作為鄧小平的佐助,正在為他的改革事業努力奮鬥。雖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學者著文論及,但趙紫陽的記錄使我們有可能對撲朔迷離的內部鬥爭有所認識。


趙顯然非常喜歡他的總理生涯,其中涵蓋著探索和思考,失誤與失望,以及中國加速發展所帶來的喜悅。在元老中,他有對頭,陳雲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當毛澤東出軌的時候,陳雲總在經濟方面發出理智的聲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權的五年計劃制度是個好東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錯誤就行了,畢竟是計劃經濟把蘇聯搞成了超級大國。所以陳雲建議中國回歸正統。他提出了“鳥籠經濟”的模式:就是說,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籠中之鳥。這樣一來,市場經濟就不會失控。趙很尊敬陳雲 (除了鄧)陳是此書中唯一被趙稱之為“同志”的元老,趙總是去訪問他,同他討論新的政策,希望贏得他的支持。即使達不到目的,好在後面還有鄧小平去制約陳雲。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趙似乎從來不大喜歡此人。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唯一同周恩來共事(沒有被打倒過)的進階文職領導人。當華國鋒在毛的黃昏歲月中崛起之時,李成了華在經濟上的最高顧問。如果華繼續擔任領袖,李一定能大權在握。李對此念念不忘,也沒有忘記是趙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經常念叨自己在華的短暫過渡期間的成績,認為應該被承認為當前進步的起點。“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其實華的“洋躍進” 大量購買外國生產線 極大地超越了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因為李是元老,沒有人直接反駁他,趙當然也不會。所以李繼續念叨,說趙喜歡而且學了太多的“外國的東西”,亞洲四小龍的東西,甚至西方的東西等等。後來得到國家主席這個安撫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對派。如趙所說:“李先念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除了他與李先念的問題以外,趙其實比較幸運,因為在鄧的上述兩員大將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擊。如趙所說,這是因為胡是總書記,主管政治與理論工作,而保守派們發現胡對他們心愛的東西毫無興趣。趙在寫到胡的時候,流露褒揚之意,他認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識分子,不願意像文革時那樣整他們。胡心直口快,不計較影響。實際上,胡與趙之間主要的分歧之一在於,胡有鞭策經濟快速發展的傾向,而趙主張寧可慢些,但要穩些。兩人都有將市場經濟帶入中國的決心,但看起來胡還沒有忘掉毛式的依靠運動發展經濟的方式。1983年,鄧召集二人開會,直截了當告訴胡,不要干預政府的經濟工作。趙認為,在1986年學生示威事件爆發以前,鄧就已經對胡失去了信心。學生示威只是(給鄧)提供了搞掉胡總書記職位的機會罷了。總之,在這種情況下,胡能夠繼續留任政治局委員,已經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還有一個趙所不能比的優越條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機關度過的,也就是說,他有人脈,有老關係。正因為如此,趙告訴我們,胡被他的很多敵人指責扶植團派,因為胡自1950年代就領導這個組織。相形之下,趙一直在不同地區的省級機關工作,只在1980年才調到北京,沒有什麼老關係,或者,像他自己所說:“渠道不多,消息比較閉塞”。除此以外,趙只有一個支持者,那就是鄧小平。當然,那是一位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鄧,面對元老們的強烈反對,他也必須左顧右盼,權衡折衝。因此,每當鄧表示隱退之意,趙就堅持請留。據趙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 離他政治生涯最後被毀只有一個月 鄧還在向趙重申,他已經取得了陳雲和李先念的同意,讓趙做兩屆總書記。(總書記這個職位,是趙1987年1月從胡耀邦下台後接過來的)但是,在講到趙的悲劇之前,值得關注的是他在改革當中所起的作用。

人們常把鄧看成改革的設計師。當然,沒有他當初對改革和開放的強有力的推動,就不會有改革。後來,在中共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隨時準備臨陣督戰,或者抵擋反對者從四面八方發出的進攻。但讀了趙關於他苦心探索改革這篇樸實無華的報告之後,事實就明朗了 改革的設計師,實際上不是鄧,而是趙。是趙,在進行了無數次的基層調研之後,才最終認識到鄧1978年12月復出以後仍在堅持的農業的集體化已經過時。是趙,支持了全國範圍的農戶包產責任制,用以發展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誠如趙所敘述,沒有鄧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成功。但鄧自己並沒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這一突破的,是趙,不是鄧。

也是趙,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發展戰略。這和改革早期實行的經濟特區政策不同,這是動員全部沿海省份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努力:進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產,然後再同樣大規模地出口所得產品。趙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反對意見,但是,一旦他取得鄧的支持,事情就比較順利了。趙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結束後繼續存在,只是在那以後,沿海發展戰略同趙聯繫太緊密,因而這個名稱被棄置不用,不再把成績歸功於他罷了。

對失敗,趙也承擔了責任。1980年代後期的大事之一是價格改革,但在後來的討論中,鑒于當時的經濟形勢,趙同意暫停。那是很罕見的:他居然同他的兩個主要對頭李鵬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鵬和姚依林利用了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排擠趙。鄧的態度很明朗,趙在擔任總書記之後必須繼續主管經濟工作,但李和姚越來越不理會趙的意見。作為中國政治體制裡的老手,他們很快就感覺到了趙的權力在減弱。


趙的成績是很可觀的。更可貴的是,在他的級別上,他幾乎總是孤軍奮戰;他擁有一批忠實的擁護改革的官員為他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軟禁的助手鮑彤。但是,是趙,需要在第一線去說服或同元老們展開周旋;也是趙,必須自己去防備身後氣急敗壞的“同事們”李鵬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還是趙,必須說服中央或省裡的官僚們,而這些人的思路,可能還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們念念不忘保衛固有的領地,堅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趙,在整個1980年代,直到他離開政治舞台,都在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調研,而討論,而爭辯。在選擇趙作為他的改革的設計師上,鄧表現出極佳的判斷。

趙從來沒有想當總書記。他喜歡做事,不願意捲入爭論,不管是政治方面的,還是理論方面的。如果鄧有總書記的其他人選的話,趙會非常樂意繼續做總理。但是唯一的人選來自耍陰謀詭計的保守派,趙天真地信以為真,鄧卻看破了他們。趙只好勉為其難,他也因此被迫處於困境。
他很快就認識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護航是多麼幸運。趙現在接收了兩個主要敵手,胡喬木和鄧力群(“小鄧”,但同鄧小平沒有親戚關係)。胡喬木是筆桿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書和得寵的捉刀人。鄧小平已經同此人幾年不打交道了。鄧力群長期以來是左派理論家,同保守元老們密切聯絡。他掌控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以製造反對改革的觀點和評論為業。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小鄧”非常倔,像頭“湖南騾子”。但是他的支持者們無疑認為,他是在光榮地為真理而鬥爭。

趙以前對胡耀邦和胡喬木與“小鄧”之間的思想理論鬥爭根本不感興趣 他們也認為,趙態度中立,只關心別讓思想理論問題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當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後,他們原以為可以大張旗鼓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卻遇到了趙的反對。在很短的時間裡,趙做成了胡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瓦解了“小鄧”的權力基礎,關閉了《紅旗》雜誌等左派刊物。

作為補償,趙建議“小鄧”在下一次黨代會擔任政治局委員,給他一個說話的地方。這些都是經過同意了的,當走到程式的第一步時 選舉中央委員,然後從中選出政治局委員 小鄧沒有被選上。鄧本來曾經表示同意提升小鄧入政治局,但鄧現在主張維持選舉結果。支持小鄧的元老們對此十分惱怒,從此把趙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敵人。

但是趙還是取得了進一步的勝利。他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貫穿整個改革年代的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為什麼現在反而採用資本主義的一套做法呢?他決定使用一個現成的說法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但是賦予它以全新的理論地位。這樣,既不至於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國從社會主義教條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他還試圖使所有的人滿意,因而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地位。這是鄧1979年強調的,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趙把1978年使鄧恢復權力的那次中央全會解釋為,實際上既包含了四項原則,也包含了改革開放,二者同等重要,它們是兩個要點,共同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這一論述,被鮑彤及其同事表述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口頭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禮,但鄧小平喜歡,因而就成立了。這一論述,構成了趙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報告的理論基石。

當我們說到1989年4至6月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時,也可能西方讀者接觸到的材料比趙紫陽當時所能接觸到的還要多。這是因為有一本在海外發表的共產黨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許趙從來沒有接觸到,特別是元老們決定趙下台以及選擇接班人的會議記錄。趙在這裡提供的,是他對學生運動的分析,以及他對之採取的政策。

趙因為對學生運動持寬容態度,使李鵬等保守派同事惱羞成怒。趙認為在初期的抗議活動以後,使用說服的手段可以使學生回到校園。李鵬曾保證根據趙的意思去做,趙就啟程前往北韓,進行早已安排好的訪問。對趙不幸的是,李鵬找到了機會,背棄了他(向趙做出)的保證。趙一離開,李鵬趕緊召集北京市委的幹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後向鄧小平彙報。他們的報告驚心動魄,預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勢,將會有全國性的動亂。鄧的腦子裡有文革時兒子被鬥殘廢的記憶,這樣的報告肯定會使鄧小平深受感觸。他將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在朝鮮,沒有任何其他資訊,在無奈中,只有同意鄧的說法。李鵬做出安排,把鄧的語言和情感立即寫成《人民日報》社論,在4月26日發表。出乎李鵬預料的是,社論不僅沒有使學生們屈服,反而激怒了他們,因為他們的愛國行動被誣陷了。27日,學生們衝破了警察的攔阻,再次到廣場遊行。在鄧的幫助下,李鵬促成了學潮再次升級。

趙回來以後,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論裡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論收回,學生運動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過諮詢得到的結論,同他已經感覺到的情況,是一樣的:鄧根本不願意否定社論。李鵬最大的勝利在於他終於找到了一件可以離間鄧與趙的事情。趙試了其他方法向學生顯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經沒有選擇,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嚴歸於失敗。趙的時代結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參加中央會議,接受被廢黜。

逝世於2005年的趙,在軟禁當中度過的時間比主持改革的時間還要長。在這個期間,他只偶爾被允許出行到經過謹慎選擇的地點,偶爾打打高爾夫球,偶爾會晤被仔細篩選過的來訪者。趙的許多時間只能用來抗議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無聊的禁令。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黨的官員,他向他的監視者援引憲法和黨規。看來他真的相信 也許出於天真 在他義正詞嚴的壓力下,某一天,他的敵人就會退卻。然而,不然。在處理趙紫陽一案中,合法與否根本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只有權力和穩定。也許,趙從鄉下來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沒有法律的地位?不過,也許,如果他出現在街頭,如果被發現後在人群中引起騷動,如果領導集團因此發生出自內心的恐懼,也許他能從中得到某種安慰?

在幽禁中,趙想過政治改革,想到鄧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認為鄧其實並不相信什麼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緊國家管理的機制而已。胡還沒有一個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據他在政治運動中溫和的態度,和他堅持平反以往運動中的全部冤假錯案,使趙認為,如果胡能繼續執政,他一定會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趙承認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漸體會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會遇到災難:比如大規模的腐敗就會不斷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經可以告訴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中共的執政地位可以不變,但執政方式必須改變:法治必須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話溝通的渠道。他認為,各種社會力量應該有權組織自己,而不是從屬於黨國領導之下的機構。趙希望,縱使選擇有限,在全國代表選舉中也應該有選擇的餘地。

之後,趙的觀點又進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製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現代化,包括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這意味著一個長期的過渡階段,這需要共產黨做出兩個突破:允許不同政黨的競爭和新聞自由。而且,黨內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獨立也要先行。在簡短的分析後,趙根據他的經驗,講了推行這樣的改革在中國會是多麼的艱難。

趙紫陽被囚禁的故事引發了(我的)兩個想法:一個熱愛國家的官員,如果只有在多年賦閑全力反思的條件下,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員來說,又有什麼休閒時間,或者有什麼(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果他終於能夠得出這種結論,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內反對力量之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斯大林式的經濟模式,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大災大難動搖了這種模式。中國不需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想去實現趙紫陽最後遺言中的結論,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如今的中國,趙紫陽是不允許存在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一一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


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是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前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趙紫陽年表



1919年10月17日誕生於河南省滑縣桑村鄉趙莊。

1927-1933年(8-14歲)在縣立第十七小學(初級小學,在桑村)和縣立第一小學(進階小學,在縣城,原歐陽書院)讀書。

1932年(13歲)6月在原籍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3年(14歲)8月考入河南省立開封第一初中。1935年(16歲)12月在開封參加聲援北平“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示威遊行和臥軌請願鬥爭。

1936年(17歲)8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級中學(今武漢第14中學)。1937年七七事變後輟學返鄉,從事抗日活動。

1938年(19歲)2月在滑縣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10日赴中共北方局黨校(山西省黎城縣寺底村)學習,8月底結業。9月由中共直南特委任命為滑縣工委書記。1939年1月中共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任縣委書記。

1939年(20歲)年初兼任中共豫北地委組織部副部長。6月任豫北地委宣傳部長。

1940年(21歲)4月任中共冀魯豫邊區二地委書記。1941年7月二地委改稱六地委。

1942年(23歲)12月因精兵簡政,五、六地委合併,稱四地委,趙改任四地委宣傳部長。

1943年(24歲)5月赴位於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麻田的中共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10月結業。11月任中共冀魯豫四地委副書記。

1944年(25歲)5月四地委改稱九地委。冬,與冀魯豫邊區婦女委員會委員梁伯琪結婚

1945年(26歲)10月九地委改稱四地委,任四地委書記,兼冀魯豫軍區四分區政委。

1947年(28歲)12月任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

1949年(30歲)3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陽地委書記。

1951年(32歲)4月奉命南下赴廣東工作。5月任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6月被增選為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

1953年(34歲)7月任中共華南分局副書記。

1954年(35歲)10月兼任中共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

1955年(36歲)華南分局撤銷,改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

1956年(37歲)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9月赴北京參加中共八大。

1960年(41歲)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務書記;兼廣東省軍區政委。

1962年(43歲)1至2月赴北京參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年初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

1965年(46歲)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政委(陶鑄為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政委;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1966年(47歲)“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奪權。

1967年(48歲)5月5日被廣州市警備區司令部關押在廣州沙河梅花園監護。

1968年(49歲)以戰備名義被轉移至韶關。

1969年(50歲)被羈押在廣州市警備司令部。

1970年(51歲)7月化名趙明到湖南省漣源縣湘中機械廠當鉗工,下放勞動。

1971年(52歲)4月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

1972年(53歲)3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革委副主任。

1973年(54歲)

1974年(55歲)8月赴北京參加中共十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

1975年(56歲)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1977年(58歲)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30多個縣市進行農村調查,開始在全川調整經濟政策,進行擴大農民自主權試點和推廣工作。

1978年(59歲)主持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主持制訂四川省“農村經濟政策十二條”。由於四川糧食連年增產,“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流傳開來。

1978年(59歲)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2月參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任西南組組長。

1979年(60歲)9月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0年(61歲)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3月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月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9月10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決定任命趙為國務院總理。

1981年(62歲)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向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提出“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1982年(63歲)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再次富選為政治局常委。和胡耀邦、萬里一起主持制訂第一個關於農村政策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在全國全面推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兼任新成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1984年(65歲)作為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10月舉行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並主持實施。

1985年(66歲)同胡耀邦一起主持制訂《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改革推進到社會各個領域。

1986年(67歲)10月中央決定成立以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衝為成員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趙紫陽為組長,主持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工作。

1987 年(68歲)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代理總書記,開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本年秋到次年1月,提出沿海發展戰略。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代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以建設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69歲)3月王持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並代表政治局作工作報告,闡述社會協商對話問題。

1989 年(70歲)6月3-4日發生“天安門事件”。6月,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1989年(70歲)6月至2005年(85歲),被軟禁於北京住所。

2005年(85歲)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名錄




安志文(1919-)An Zhiwen
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阿爾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
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在中國工作八年,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重大影響。1984年12月,他再次訪問中國。

鮑彤(1932-)Bao Tong
浙江海寧人。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鮑任國務院總理秘書,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被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薄一波(1908-2007)Bo Yibo
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陳國棟(1911-2005)Chen Guodong
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

陳俊生(1927-2002)Chen Junsheng
黑龍江樺南人。1978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年任國務委員;1998年任政協副主席。

陳希同(1930-)Chen Xitong
四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陳野革(1915-1994)Chen Yege
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陳一咨(1940-)Chen Yizi
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咨在5月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反對暴力鎮壓,事後被迫流亡美國。

陳雲(1905-1995)Chen Yun
江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鄧力群(1915-)Deng Liqun
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鄧小平(1904-1997)Deng Xiaoping
四川廣安人。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所渭“黨的第二代核心")。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是改革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趙紫陽等黨內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線,是改革年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1979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丁關根(1929-)Ding Guangen
江蘇無錫人。鄧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樸委員。曾任鐵道部部長,因責任事故離職;改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丁石孫(1927-)Ding Shisun
江蘇鎮江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

杜導正(1923-)Du Daozheng
山西省人。原《光明日報》總編輯,1987-1989年任新聞出版署署長。後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杜潤生(1913-)Du Runsheng
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方勵之(1936-)Fang Lizhi
浙江杭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費孝通(1910-2005)Fei Xiaotong
蘇州吳江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
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極具影響力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對1980年代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1988年趙紫陽於中南海紫光閣接見弗里德曼。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高揚(1909-)Gaoyang
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戈巴契夫(1931-)Mikhail Segeyevich Gorbachev
蘇聯政治家。1985-1991年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職時期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谷牧(1914-)Gu Mu
山東榮成人。1975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5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起,兼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管對外經濟事宜。

郭羅基(1932-)Guo Luoji
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引起鄧小平的不快。

郝建秀(1935-)Hao Jianxiu
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何東昌(1923-)He Dongchang
浙江諸暨人。1978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賀亦然(1918-)He Yiran
河北滿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許嘉鵬(1937-)Xu Jiapeng
江蘇淮安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民進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胡績偉(1916-)Hu Jiwei
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銷一切職務。

胡喬木(1912-1992)Hu Qiaomu
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胡啟立(1929-)Hu Qili
陝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啟中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員。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胡耀邦(1915-1989)Hu Yaobang
湖南瀏陽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50 天,最後在六月四日遭受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胡應湘(1935-) Hu Yingxiang
香港企業家;香港“合和實業”創辦人。

華國鋒(1921-2008)Hua Guofeng
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霍英東(1923-2006)Henry Fok
香港企業家。1980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江流(1922-)Jiang Liu
山東棲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育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蔣碩傑(1918-1993)Jiang Shuojie
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江澤民(1926-)Jiang Zemin
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

金明(1913-1998)Jin Min
山東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書記。

金日成(1912-1994)Kim Il-sung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創建人。1948-1994年是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

康世恩(1915-1995)Kang Shieng
河北懷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雷潔瓊(1905-)Lei Jieqiong
廣東廣州人。北京大學教授。1987-1997年任民進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李爾重(1914-)Li Erzhong
河北豐潤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

李鵬(1928-)Li Peng
李碩勳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上聽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聽從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李鵬力主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李銳(1917-)Li Rui
時任中顧委委員。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1984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是改革開放的積極的支持者。

李瑞環(1934-)Li Ruihuan
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樹橋(1944-)Li Shuqiao
河南內黃人。1986-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李鐵映(1936-)Li Tieying
湖南長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1993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李維漢(1896-1984)Li Weihan
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李先念(1909-1992)Li Xiannian
湖 北黃安人。1954-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李錫銘(1926-)Li Ximing
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李一氓(1903-1990)Li Yimang
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顧委常委。

李勇(1948-)Li Yong
1985-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
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李正亭(1918-)Li Zhengting
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梁步庭(1921-)Liang Buting
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梁湘(1918-1998)Liang Xiang
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廖漢生(1911-2006)Liao Hansheng
湖南桑植人。解放軍將領;1983-199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廖志高(1913-2000)Liao Zhigao
四川省冕寧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林同炎(1912-2003)Lin Tongyan
華裔美國工程專家。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林同炎國際公司董事長。



劉賓雁(1905-2005)Liu Binyan

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劉少奇(1898-1969)Liu Shaoqi

湖南寧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劉正文(1912-)Liu Zhengwen

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安徽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陸定一(1906-1996)Lu Dingyi

江蘇無錫人。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文革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同,1982年任中央顧同委員金常各委員。

陸鏗(1919-2008)Lu Keng

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盧之超(1933-)Lu Zhichao

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馬文瑞(1912-2004)Ma Wenrui

陝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毛毛/ 鄧榕(1950-)Mao Mao / Deng Rong

毛毛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的小名。後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

中曾根康弘(1918-)Nakasone Yasuhiro

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聶榮臻(1899-1992)Nie Rongzhen

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

英國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國第28任即最後一任香港總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

彭衝(1915-)Peng Chong

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彭德懷(1898-1978)Peng Dehuai

湖南湘潭人。元帥。中共建國後長期擔任國防部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直言,批評"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中的問題,指出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和裡通外國,毛澤東由此萌發七年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彭德懷一案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冤案。

彭真(1902-1997)Peng Zhen

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中下台。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錢李仁(1924-)Qian Liren

浙江嘉興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喬石(1924-)Qiao Shi

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欽本立(1918-1991)Qin Benli

浙江長興人。著名報人。曾任中共《文匯報》黨委書記,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1989年4月因堅持在《導報》上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整肅停職。"欽本立事件"成為江澤民政治生涯的轉捩點。

任仲夷(1914-2005)Ren Zhongyi

河北威縣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員,繼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任期中領導了全國先行的廣東省的改革開放。

阮崇武(1933-)Ruan Chongwu

河北懷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勞動部部長。

芮杏文(1927-2005)Rui Xingwen

江蘇漣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宋平(1917-)Song Ping

山東莒縣人。1981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啟立的空缺。

宋任窮(1909-2005)Song Renqiong

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蘇紹智(1923-)Su Shaozhi

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孫長江(1934-)Sun Changjiang

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

孫起孟(1911-)Sun Qimeng

安徽休寧人。民主建國會的早期組織者發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田紀雲(1929-)Tian Jiyun

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萬里(1916-)Wan Li

山東東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王大明(1929-)Wang Daming

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汪道涵(1915-2005)Wang Daohan

1978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後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長。

王鶴壽(1909-1999)Wang Heshou

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王建(1954-)Wang Jian

北京市人。時為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的作者。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

王紀寬(1931-2007)Wang Jikuan

江蘇江陰人。時任香港永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進階諮詢研究員。

王蒙(1934-)Wang Meng

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長。

王全國(1919-)Wang Quanguo

1975-1979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務書記。

王忍之(1933-)Wang Renzhi

江蘇無錫人。1982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王任重(1917-1992)Wang Renzhong

河北景縣人。1978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王瑞林(1930-)Wang Ruilin

山東招遠人。自1952年起長期擔任鄧小平秘書;1978年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5年任中央軍委委員。

王若水(1926-2002)Wang Ruoshui

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理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的文章。是中國當代知名的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

王若望(1918-2001)Wang Ruowang

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王維澄(1929-)Wang Weicheng

浙江桐廬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震(1908-1993)Wang Zhen

湖南省瀏陽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間委員會副主任;1988-1993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尉健行(1931-)Wei Jianxing

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魏京生(1950-)Wei Jingsheng

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溫家寶(1942-)Wen Jiabao

天津市人。1986-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伍修權(1908-1997)Wu Xiuquan

湖北武漢人。1958-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吳學謙(1921-2008)Wu Xueqian

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任政協副主席。

吳祖光(1917-2003)Wu Zuguang

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項南(1918-1997)Xiang Nan

福建省龍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蕭洪達(1918-2005)Xiao Hongda

廣東潮陽人。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熊復(1915-1995)Xiong Fu

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許家屯(1916-)Xu Jiatun

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許士傑(1920-1991)Xu Shijie

廣東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海南省人大主任。

徐向前(1901-1990)Xu Xiangqian

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嚴家其(1942-)Yan Jiaqi

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製"。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事件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閻明復(1931-)Yan Mingfu

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職。

楊尚昆(1907-1998)Yang Shangkun

重慶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當時中共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學潮中,楊尚昆開始支持趙紫陽的方針,最後轉而選擇擁護鄧小平的武力鎮壓決策。

楊易辰(1914-1997)Yang Yichen

遼寧省法庫縣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

姚錫華(1929-2009)Yao Xihua

江蘇省南京市人。曾任廣東省高教委員會黨委書記、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1987-1989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十三大代表。

姚依林(1917-1994)Yao Yilin

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葉季壯(1893-1967)Ye Jizhuang

廣東新興人。1949年起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葉選寧(1931-)Ye Xuanning

出生於香港。中共元老葉劍英次子。時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雍文濤(1912-1999)Yong Wentao

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省委書記,林業部長。

于光遠(1915-)Yu Guangyuan

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

余秋里(1914-1999)Yu Qiuli

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袁木(1928-)Yuan Mu

江蘇興化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曾希聖(1904-1968)Zeng Xisheng

湖南興寧(今資興)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後,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量記工分"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以緩解農民的口糧危機。1962年被指責為"單幹"!受到批判和撤職。

張光年(1913-2002)Zhang Guangnian

湖北老河口人。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學評論家。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張勁夫(1914-)Zhang Jinfu

安徽肥東人。1982-1988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張榮發(1927-)Chang Yung-fa

台灣澎湖人。長榮集團總裁。

張曙光(1922-2002)Zhang Shuguang

河北饒陽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1986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內蒙古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離職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張維(1913-2001)Zhang Wei

北京市人。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1980-198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張顯揚(1936-)Zhang Xianyang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

張岳琦(1938-)Zhang Yueqi

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87-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趙健民(1912-)Zhao Jianmin

曾任山東省省長、中共山東省委監委書記;雲南省政協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鄭必堅(1932-)Zheng Bijian

四川富順人、時任胡耀邦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周恩來(1989-1976)Zhou Enlai

江蘇淮安人。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文革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文革後盡力緊跟毛澤東,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朱厚澤(1931-)Zhu Houze

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附錄

附錄一

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錄音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的錄音內容。內容與正文有部分重複,但某些闡迷更為細緻。在此收錄,供讀者參考。

我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以後,在國外,包括日本、東南亞、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美國的政界、經濟界引起了廣泛強烈的反映。多數認為這個理論的提出是中國進一步要改革開放的信號,而且認為這樣一個戰略必將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一一首先是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都給予比較肯定的評價。國內也有很多人表示贊成,特別是沿海地區歡欣鼓舞。我曾專門搞了沿海戰略的系統材料送給鄧小平,他看了以後非常贊許,給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批語上寫了這麼一些話:"實施沿海發展戰略,要放膽地幹,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他還向別人一一我當時聽薄一波講一一特別是向薄一波推薦這個報告。他認為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一個方針。但是在國內也有人表示疑慮,表示不同的意見。

這些懷疑或不贊成的意見,主要來自內地省份的同志和一向主張全國經濟要平衡發展的人。他們認為,治海發展戰略好像只照顧沿海,而不照顧全國;沿海得益,內地不得益,甚至還受害。他們不懂得現在只有沿海才有條件利用這個機遇,內地不具備那樣的條件。怎麼辦呢?要麼全國都實行這個戰略?又不可能。要麼全國都不實行這個戰略?沿海的這個機遇不就再次錯過、浪費了嗎?這樣做對沿海當然沒好處,但對全國又有什麼好處呢?這種看法還是多年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均衡發展形成的觀念。還有人說沿海已經快於內地了,現在再給沿海機會和優惠政策,沿海發展更快,那是錦上添花;東西部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有人在。我認為這種看法不適合中國的現狀,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本來經濟有它自然的規律,能快則快,不能快不要勉強。有些地方有條件就搞得更快一點;有些地方沒這個條件就暫時慢一些。那些發展快的地方,最終會給慢的地方提供一些發展條件。我認為,還堅持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機會均等這些觀點是不行的。

88年以來有一種輿論,說"中央實行的政策不是產業傾斜,而是地區傾斜"。意思是說不是對什麼產業優惠或限制,而是對某些地區給予支持、扶植和優惠。對把一些優惠政策給沿海地區思想不通。其實所以這樣做,目的是為了讓沿海地區不要失去這個機遇。

例如放寬開放條件、下放批准權限、吸引外資,還有給外商投資的待遇等等,都是為了讓沿海把握住這個機遇。而那些不能大量利用這個機遇的地方,當然就暫時沒有必要給予這些優惠。有一個時期,那些反對地區優惠、反對地區傾斜,主張全國拉平的聲音很強烈。持這些主張的同志,沒有深深感到全國拉平是我們解放幾十年來在經濟建設上一個很大的失誤。因為沒有很好地利用沿海的條件,幾十年搞的結果既延誤了沿海,又延誤了整個國家,沿海的延誤必然不利於內地的發展。如果使沿海利用這個機遇迅速充分發展起來,最終將會有利於內地。在這個過程中問,差距擴大是不可避免的。不敢拉大這個差距,就不可能使全國經濟最終能夠有大幅度的增長。這只是在發展中間差距的拉大,而不是兩極分化;不是兩個不同的方向,而是同一個方向。一個跑得更快,一個跑得稍慢。這種距離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敢於承認它。這是一個很大的思想障礙,有些人雖然不講,但心裡不贊成,不以為然。

再一種思想障礙,就是認為我們這麼一個大國,應該立足於國內市場,不應該主要發展外向型經濟,不能走四小龍的道路。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以我們整個國家來講,不能這樣搞。我們是一個大國,勢必以國內市場為主。但絕不是說所有地區都要以國內市場為主;不是說沿海地區也不應該發展外向型經濟。因為它有這個條件,不能籠而統之。沿海和內地有很大不同,明明發展外向型經濟對沿海有利,對整個國家有利,那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搞呢?所以這些思想障礙只是從一般出發,不做具體分析,不按具體不同的情況來考慮問題。一句話概括,就是不懂得沿海的特點、沿海的優勢。

還有人認為大量的人都去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上根本容納不了,沒銷路。所以沿海地區這個戰略行不通。這種看法是不了解國際市場的情況和趨勢。實際上世界市場的結構在不斷變化,我們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和競爭,是一種互補性的。我們不是只搞產品出口而不進口東西。即進口我們缺少的,出口我能夠出口的。這就是一種互補性。在國際經濟結構變動時,不同類型國家都以自己的優勢來彌補自己的劣勢,本身就是互相補充、互相依存,有極大的容量。互補性,不是單方的,而是雙向的。而且中國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首先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這個是動態的。本身會在發展中問不斷地調整結構。另外,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有一個過程,不是今天講了,明天就有兩億人口都從事出口商品生產,這其中有發展的過程和發展的層次。而在發展過程中問,勞動和知識密集的程度也在變化。國外產品結構的調整在不斷變化,我們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都是處在不斷變動的過程中,不能用凝固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所以擔心市場容量的想法也不符合實際。

還有一種看法。一些人,包括沿海國營大中型企業的許多同志都不理解實行沿海發展戰略為什麼主要依靠鄉鎮企,而不主要依靠國營大中型企業?首先我們的出發點是發展整個沿海地區的經濟;是要解決沿海地區勞動力的就業和出路。沿海地區缺乏資源,這麼多勞動力無用武之地,究竟他們應當到哪裡去呢?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就是要通過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作為載體來勞務出口,把勞動力融化到產品上,然後出口到國際市場。如果不大量地解決鄉鎮企業出路問題,農村就那麼一點兒土地,農民沒有出路。另外沿海大量地發展鄉鎮企業,還會產生一個在國內爭原料、爭能源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一頭甩到國外去,逐漸地依靠國際市場來交換,那不是既讓沿海勞動力有了出路,又減少了同國內爭原料的矛盾嗎?何況鄉鎮企業還有很多優點,它規模小,是在競爭機制中問生長出來的"它從誕生那一天就在市場裡面,適應這個市場,比較靈活,容易掉頭,容易適應國際市場瞬息萬變的情況。那裡的鄉鎮企業勞動力素質也是好的。我在那次調查研究中問了解到,很多外貿企業和外商都很願意和鄉鎮企業打交道,說他們架子小,好伺候,交貨及時,遵守合同。我們的國營企業,特別是大中型國營企業,現在仍然受計劃經濟的束縛,不能一下子完全改變。這不是說不要在國營企業裡發展外向型經濟,當然應當發展。但是我們僅僅解決了國營企業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問題,並不能解決農村廣大勞動力的出路,也不能解決整個沿海地區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問題。所以要從實際情況出發來研究這個問題。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為什麼只講勞動密集呢?我們這個大國,有這麼大的科技力量,為什麼不去搞新技術產業呀?"我們說所謂機遇,是什麼機遇呢?就是世界經濟改組--逐漸地把那些勞動力成本佔比例比較大的產品轉到工資比較低的地區去。我們是從利用這個機遇提出問題的。我們如果有條件,當然應當發展高尖端技術產業和產品出口。但是現在國際市場結構改組並沒給我們這樣一個機遇,我們現在也沒有條件大量地出口資本密集或者是技術密集產品。因為我們缺的是資金,缺的是設備。僅僅解決部分國營企業、少數先進技術企業的出口問題,不能解決沿海整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這絲毫不是說我們不要發展國營大中型企業產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說他們還是起骨幹作用,應該起骨幹帶頭作用。也不是說不要發展高精尖技術產品的出口,我們應當積極地搞。但是大量地搞,我們現在還不具備這個條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應首先利用這個機遇,大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等我們有了資金,就可以引進設備,技術等級就會逐漸提高,產品質量也會逐漸提高,而這樣恰恰能夠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以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品進行交換的時機來得更快。不從現在這一步開始,只是好高騖遠地一廂情願,那麼將來這個機會可能就根本來不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為什麼日本現在就要把勞動密集型向外轉,為什麼四小龍就要往外轉,一開始他們不也是利用了機遇,先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的嗎?

當時還有別的顧慮。比如說我的意見提出以後,剛才我講了,鄧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稱讚的。但是陳雲同志就沒有個明確的態度。我直接向他談過這個問題,他當時只講了一句話:"噢,兩頭在外啊?兩頭在外不容易啊。"至於李先念嘛,就是反對的了。李先念說:"你大進大出,恐怕只能大進而不可能大出啊。"總而言之,各種各樣的顧慮還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問題一一內地省份認為只講沿海省份不講他們了;講鄉鎮企業不講大中型企業;講勞動密集不講先進技術。所以主要還是一個觀念陳舊的問題,這是長期執行計劃經濟、長期片面強調自力更生形成閉關自守所造成的。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八五年出現經濟過熱以後,我們採取軟著陸的辦法,調整基本建設的結構,當時講幾年內基本建設不增加,總規模不增加,使結構更合理一些。這是一個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實行沿海發展戰略,有人擔心,現在提出沿海發展戰略,那就是沿海建設的規模要擴大了,還可能需要國內一部分配套資金,必然會同全國穩定經濟發生矛盾,必然會衝擊穩定全國經濟的部署。又要欠債啊!當時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些顧慮我認為是不必要的。因為提出這個口號就是利用沿海這個機遇,兩頭在外,利用外資,沿海經濟的發展本身不會衝擊國內經濟的穩定。(錄音不清)……老企業的改造上,採取嫁接的辦法,在老企業的基礎上,嫁接國外的資金,嫁接國外的技術,嫁接國外的管理,以及銷售網。這樣我們國內就不用多少配套資金,另外把各地方留成外匯作為週轉外匯進口原料然後加工出口,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從更根本上來講,沿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不僅不會衝擊穩定經濟,相反還會促進全國經濟的穩定。

但是到了後來,特別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李鵬、姚依林他們就趁機用行政的辦法全面壓縮、全面收緊,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來實行這個戰略所確定的政策,所確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絕大部分變掉了。對外一些已經確定引進外資的項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我當時就有很大的一個顧慮,專門講了網開一面。我說我們現在的經濟調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現在是開放的條件,能夠通過同國際市場的交換,通過和國際市場的聯繫,來緩解我們國內的矛盾,來減少我們在調整期間的困難。這本來是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只要我們能很好地利用這個條件,不僅不會增加,而且還會減少困難和矛盾。所以現在對沿海網開一面,實施沿海發展戰略,有利於全國經濟的穩定,有利於全國的治理整頓。無論如何不要把全面壓縮、收緊這一套東西搞到沿海去。當然沿海也有一些東西需要整頓治理,那可以有重點地搞。沿海可以趁這個機會搞結構調整,比如說搞外向型經濟的企業可以大量進一步發展;主要消耗國內原材料的,可以適當壓縮,有條件的要轉向外向型經濟。當時如果能夠這樣很好實施的話,我看我們治理整頓的情況會更好一些。當然也要說,雖然當時國務院對沿海不加照顧、全面壓縮,大大影響了沿海發展戰略的實施,貽誤了沿海經濟幾年的發展。但是由於有這個沿海發展戰略,由於沿海有了幾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所以治理整頓中問,終究沿海的情況還是好於內地。

順便談一個問題,就是經濟發展中問沿海和內地關係的問題。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很需要正確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上一直沒有處理好。解放初,一頭倒向蘇聯,準備和台灣打仗,所以一直把內地作為建設的重點。本來沿海經濟基礎比內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內地。以後又要和蘇聯打仗,進一步搞"大三線",沿海的條件沒有很好地利用。雖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覺到這個問題,提出要正確處理沿海和內地的關係,提出要發揮沿海的積極因素,但是根本沒有落實,沿海那些很好的經濟條件一直沒有充分地利用。現在的客觀情況就是這樣:沿海經濟有條件發展得快,內地經濟不可能搞得太快。但是,全國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上,長期沒有明確沿海和內地實行不同的方針,常常是一刀切。強調快速發展是一刀切,內地和沿海都加快發展;強調收縮也是一刀切,內地和沿海一起收縮。其實我們改革開放以後,沿海經濟發展一直比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並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八八年治理整頓時,沿海剛剛順利發展幾年,本來勢頭很好,完全可以繼續順利地發展下去,結果呢?收縮。使沿海又大大減緩了速度。去年鄧南巡講話以後,全國又是強調發展,不僅是沿海,內地也非常熱。依我看,現在沿海除了房地產、股票出了一點問題以外(這可以有重點地解決),整個沿海來講,發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況是很好的。現在 編者注:指1993年 又提出整頓,又要所謂宏觀調控,這次宏觀調控還是用了很多行政的辦法,這次是不是又來個一刀切,內地沿海同時收縮?沿海剛剛利用這個機遇要順利發展的時候,又來一個收縮下馬,就看這一次怎麼樣了。這是個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正確解決的問題。在這裡面還有一樣很不好的東西,就是長官意志,地方長官意志。這個地方長官意志對經濟發展影響太大!他們往往按主觀願望而不是經濟規律辦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麼我也得搞什麼。本來經濟問題應該按經濟規律辦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況辦,內地就按內地的情況辦。治海主要實行外向型經濟,內地基本上實行資源開髮型經濟--立足於國內市場的消費品生產。如果市場真正起作用,經濟實體能夠按自己的意志辦事,完全根據市場的作用來調配資源,該用在哪裡就用在哪裡,那情況就會好得多。真正由經濟實體,也就是市場的主體--各個企業、各個經濟單位,根據效益和市場原則,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他們自主決定。內地用內地的辦法,沿海用沿海的辦法。而現在是長官意志決定。這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經濟的那些人。他們腦子一直是全國一盤棋、全國集中統一,稱為"全國幾統一",他們把很多權力集中到中央。主張均衡發展,即地區之間差別不能太大。這些是傳統計劃經濟思想。二是,由於政企沒分開,地方長官的意志對經濟建設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們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一廂情願,而不顧客觀經濟規律。所以要根本解決問題,恐怕還是得靠真正的經濟體制轉型,真正使市場起決定作用。當然,經濟體制的轉型是逐步的,一下解決是不可能的。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遇到的這些問題,比如說過熱啊,宏觀調控啊,根本是因為市場規模不夠,地方經濟實體自主權不夠,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長官意志的影響。要徹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一定要把握總的方向。同時,就是要在轉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進行調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區的區別。一定要對沿海地區網開一面。這樣情況就會好一些。

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到中國在長期經濟發展當中的一個問題--沿海和內地的關係問題。我認為現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夠真正發揮它的優勢,充分利用它的條件,使沿海不要失去這個機遇。

附錄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代表時的講話

1989年5月4日

趙紫陽

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份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對學生的合理要求,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個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是低工資,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收入,更沒有什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必須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去年以來,我們在幾個城鄉地區公開政府的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鼓勵群眾監督,並建立群眾舉報中心,作了一些試驗。這樣,就把懲治腐敗同民主、法制初步結合起來了。現在正在繼續總結經驗,準備在較大的範圍和較高的層次上一步一步推開。
對待學生遊行這一事件本身,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準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
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了解。

附錄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1989年5月19日

趙紫陽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

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原諒我們的,不是這樣。我想說的是,同學們的身體現在已經是非常虛弱了,你們絕食現在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傷,甚至有生命危險的。這個大家都知道了。現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儘快結束這次絕食。

我也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滿意答覆你們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覺得,要得到滿意的答覆,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終究可以解決,終究我們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什麼事情況都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六天、七天的情況下,現在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但是到那個時候就晚了。你們還年輕,同學們呀,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今天不是來與你們對話的,而是勸同學們理智地想想,現在是什麼樣的嚴重情況。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可以說憂心如焚,整個北京都在議論你們這個事情。另外你們也知道,北京的情況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這個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嚴重的情況一天天在增加。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不能夠控制,造成對交通、運輸、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

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說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另外說一說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還有組織絕食的同學們,你們也冷靜地想一想。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現在已經六天、七天了。難道真正還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嗎?有很多事情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你們就是為了等到這一天,等到回答你們滿意的那一天,你們也應早些結束絕食。

謝謝同學們。



附錄四

《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3日

趙紫陽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做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同志們的期望。現在我想僅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一)一些事實及我當時的思想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4 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發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態儘快平息下來。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申請,就上街示威,我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罷課絕食更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還講過,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遊行,學校領導人和黨組織還是應當積進行說服和勸阻工作,儘可能引導學生通過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達意見。我的這個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

但是,我也看見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著眼於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還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樣使多數人的情緒緩和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與當時這個想法聯繫,我還覺得4月26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用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4月26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松一鬆口。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我當時考慮,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後來大家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了一些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些話寫在4月26日的社論裡,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們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它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著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儘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外說明一下,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為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會已講過這點。

(二)做的對和不對的地方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對,那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至少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成千上萬的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大家的心情確相當緊張和焦慮,我當時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對我們工作不滿,想借題發揮,少數人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我說,黨中央在治喪,學生們也要悼念,我們不好不允許他們悼念。因此,我主張,除對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應當採取緩和手段。我記得當時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追悼會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學生在衝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說喬石同志在第一線,準備了各種預案,他會臨機處置的。隨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喬石同志。我記憶中就是這麼一次。其它沒有聽到常委中間有什麼不同意見。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

(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活動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復課。

(2)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

(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

李鵬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將這三條意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離京訪問朝鮮,李鵬同志在車站送行時間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鮮看到小平同志談話和常委會議紀要電傳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並未電傳過去)。我當即覆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我理解,小平同志決策的總精神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一點,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應當竭盡全力來做到這一點。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閱。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在我記憶中只有兩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對精神污染的意見。我當時考慮,稿子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有了較充分的闡述,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因為意思是一樣的,不加也可以。另外,從技術上考慮,整個稿子是正面講紀念"五四"的,兩位同志的意見插到那裡都覺得文字上不太順,因此就沒有吸收。我們歷來討論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個人的每個意見完全吸收進去。

五、我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這有什麼矛盾。因為在我訪朝尚未回國之前,李鵬同志批准發的《人民日報》的第二篇社論(4月29日),調子已經緩和了。後來在國務院授權舉行的對話會上,發言人也明確表示第一篇社論(4月26日)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反覆肯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學生是好的。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決的。我5月4日的講話,特別注意到了這些情況,與上面的調子大體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話(如反對動亂的問題)我在5月3日的講話中已經講了不少,覺得可以不重複了。我這次講話的新內容只有兩點:一是我分析了群眾對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的狀況。我仍然認為這種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想今後遇到這些問題,仍然應該爭取在這軌道上去解決。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過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鵬同志會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也沒有經過常委討論,其調子也和我講的差不多。
儘管有以上這些情況,但我的這篇講話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測,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慮到這些情況,當時可以不講這篇話。

六、關於5月8日的常委會和5月10日的政治局會,4月27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4月26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難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許會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統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布進階幹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歲(或75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訂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彙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巴契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4月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彙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在戈巴契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很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了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啟立、閻明復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彙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會有幫助。我當時向戈巴契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5月16日夜問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4月26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5月4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巴契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小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同志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地轉過來。但是到了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布絕食,其中一個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認為,社論主要是根據4月24日常委會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會的彙報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所以,責任應該由我們承擔起來。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表示,我已從朝鮮打回電報贊成小平同志的決策,所以我對4月26日社論也應該負責。當時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常委考慮,不要求作出決定,同時時間已晚,沒有談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5月4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4月26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的嚴重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的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為我的認識水準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能夠繼續共事的。我反覆考慮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覺得他的話是正確的。在當前的局勢下,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講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時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三天后,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學生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黨內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鵬同志去廣場勸說絕食學生的呼籲像雪片一樣的傳來,人民群眾也對我們遲遲不出來做工作強烈不滿。有些同志說,周總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眾中去了,我覺得我們如果不再出來,將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交代。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9時,宣布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看完學生回來後,我已覺得自己的病情加劇。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5月19日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的請假信是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假信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時是眩暈、頭痛、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不知道了。

從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已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廂情願",不那麼現實。即使當時對"4•26"社論的定性作了鬆動,也不一定就能緩解矛盾,可能又節外生枝,提出新的難題,最後矛盾激化,仍然無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來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

對於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責任問題,小平同志講過,李鵬同志也講過。

我的態度是,從我到國務院工作後,直到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應該主要由我來負責。一九八九年李鵬同志的向人代會的報告,在政治局會議討論之前,曾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由於報告初稿中講到失誤原因時,連續用了幾個"多年來",我建議對過去幾年來的問題、要採取分析的態度。如預算內的基建規模,85年已經得到了控制,沒有控制住的是計劃外部分。籠統地說改革急於求成,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李鵬同志聽後說,那就集中講88年的問題,作為本屆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可以不講過去幾年的問題。我聽後未表異議。有的同志批評我不讓李鵬同志在報告中講過去幾年的失誤,把過去幾年的失誤推到李鵬同志的頭上,我要說明,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國的經濟狀況總的是好的,是充滿活力的。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幾年來,經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的缺點和失誤,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我對這些失誤應當負責。基本建設規模壓縮,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對計劃外基建和過快增長的消費基金,一直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控制辦法。農業問題,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過,但是直到去年農業會議之前,我們長時間沒有採取比較得力的措施。這些失誤,責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國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也積累了一些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因素。去年發生明顯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對前年情況估計過於樂觀,在物價已經開始不穩定的情況下,又準備加快物價改革步伐,並公開宣傳物價改革,宣傳開放物價,引起人們的恐慌,造成了群眾對物價上漲的強烈心理預期。這個問題,凡是搞商品經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而我們當時不大懂得。人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過高,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存款利息,解決儲蓄保值問題,因而就發生了搶購,尤其嚴重的是造成了儲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的錢少了,被迫多發票子。著重講清1988年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為了正確分析出現問題的原因,並沒有任何推卸責任的意思。因為1988年的這個失誤,也應當由我來負主要責任。這裡順便說一下,李鵬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報告中,批評我不加分析,不講條件地鼓吹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自己"創收"。這與事實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同志,要上海糾正黨政機關建立公司搞"創收"的問題。報告中還批評我"一再宣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腐敗現象"不可避免"。我不記得在哪裡講過這樣的話。自從我去年初在廣東提出"黨政機關的廉潔"以來,我開始認識到制止腐敗,解決廉潔問題的重要。從那時以後,我對防止腐敗和廉政問題講過不少次話。我講過,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初期,容易發生腐敗現象。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而且可以把腐敗現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當然,如何防止腐敗,保持廉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過,還開過一些座談會,也總結過一些地區的經驗,但至今還沒有能夠找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敗現象的辦法,如果要講責任,也要由我來負。
(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同志們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對我提出很多批評和意見。我想就此對大家講一講我的思想狀況。

開放以來,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識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師、青年學生中問確實有所滋長。這次學潮問題鬧得這麼大,同這個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得不夠有力,收效不大,放鬆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責任。


我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很不簡單,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對這種思潮,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加強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過去也是經常強調的,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在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形勢教育,加強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講過一些話。我還根據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精神,提出要堅持兩手抓,即一手抓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手抓加強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工作,當然,總的來說,還抓得很不夠,特別是很不落實,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一手硬,一手軟。對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這期間,我感到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聽到一些反映,只用原來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往往不顯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這方面想得較多,但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還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要在人們思想上解決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得靠人們從自己的實踐中切實感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就必須把我們的改革搞好,把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很快地發展起來。1987 年4月以後,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長期鬥爭,也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不能搞運動,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實踐去說服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非常贊成小平同志的這些觀點。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需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準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準,文化水準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去年12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不能自動地帶來人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的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需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需跟上。

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確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應當注意到這中間複雜情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多黨製,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和政治協商製,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享受到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對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就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適應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亂"。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範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中間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要把正當的民主要求,行使正當的民主權力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分開來。我們不允許打著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也不妨礙發展民主。這就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劃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終這也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制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因為我看到,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我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的去搞民主建設。這樣就可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當然既使這樣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蕩,但這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危機,在我們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更加適應新時代要求以後,將會以嶄新面貌,朝氣蓬勃地率領全國人民前進,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個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裡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

(五)對"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項指責的保留意見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徹銷我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領導人之間,在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如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另外,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我在國務院工作時,有時就一些經濟理論問題找人座談。參加座談的人常常來自許多單位,有時也有這些單位的人。此外我和這些單位沒有其它什麼聯繫。這些單位更不直接由我來管,他們有自己的隸屬關係。把他們統統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背上包袱。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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