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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一)

我這封信沒有對外散發,也沒有通過什麼人外傳。但境外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封信,這下子就惹了亂子。很快孟憲中就來找我,說全國形勢大好,要我不要影響大好形勢,要我遵守黨的紀律,意思是說我不遵守紀律。我當即問他們,我是共產黨員,《黨章》明確規定,黨員有權利向黨代表大會提出自己的建議。他們說,“六四” 已經有了結論了。我說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要不要重新評價“六四”,代表大會是有權作出決定的,即使過去作了結論,也可以重新評價,當然也可以重新肯定。這是代表大會的權力。黨的任何決定都可以在代表大會上討論。他們說,寫信不應該擴散。我說,我就是寫給九個人,而且是經過秘書局轉的,我倒要問,我請轉的信搞到哪裡去了?談話當然很不愉快。

正在這時,雍文濤【103】同志逝世了。我們是老戰友,曾在廣東一起工作,我要去弔唁。以往除中央領導人外,部長一級的人去世了,我還可以去弔唁。但這次他們說,因我不遵守黨紀所以不讓我外出。接著完全不准外人進來,不能會客,甚至比審查期間還嚴。廣東一個老太太原本是我們家的保姆,現在年紀很老了,千里迢迢從廣東來看我,被擋在門外幾個小時。甚至連我老伴上街買點東西回來,門口警衛部隊也要檢查她的小包。這就顯然不是值勤部隊的事,至少是中辦的規定。於是我就給中辦寫了封信。內容如下:

中央辦公廳負責同志:

你們好。最近中辦警衛局通知這裡的執勤部隊,禁止我會客、外出和打球,連參加一位去世同志的弔唁活動也被禁止,甚至遠道而來探親的親戚,也被阻於門外。而這些連十四大後制定的限制我活動的六條規定也是允許的。這就是說,對我實行了五年的半軟禁,又升為完全的軟禁了。

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顯然,這一決定不是出於警衛局和執勤部隊,但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原來的規定己作廢,有了新的規定?卻至今沒有向我宣布。這樣不明不白地把我軟禁起來,不能不說它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

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即使違反了黨的紀律(何況也沒有這樣的事情),黨組織可以根據《黨章》的有關規定,給我黨紀處分,甚至開除出黨,但無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剝奪我的公民權利。《黨章》明文規定,黨內嚴格禁止用違反《黨章》和國家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違反這些規定的組織或個人,必須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追究。

我作為一個公民,即使犯了刑律(也是根本沒有的事),要依照法律程式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時,也只有國家的執法部門才有這種權利。這是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中辦系統雖然是中央的極端重要的工作部門,但它不是國家的執法機構,無權實施國家司法部門的權力。過去我們在“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年代,上迷這樣不講法制的事曾屢見不鮮,也成了一些人的思維方式和行動習慣。但那樣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一直強調法制建設,尤其是剛剛開過十五大,就更不允許再發生上述這些事了。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報告【104】中向全世界莊嚴宣布,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要依法治國,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堅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越超法律的特權,一切政府機構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我認為江澤民總書記這些話是認真的,是要切實執行的,不是講給人聽的。請問,我作為一個公民,你們隨便不准我外出、會客,剝奪我應有的權利,這樣做符合依法辦事的原則嗎?你們不正是把自己擺在擁有超越法律特權的地位嗎?中辦是黨中央辦事機構,就在中央領導人的身邊,難道不應該用十五大宣布建設法治國家的各項原則,同自己的行為對照一下嗎?

當然,這封信也沒有什麼結果。

過了一段時間沒有答覆,所以接著我給中央常委,即十五大新當選的七位常委【105】,每人一封信。過去寫信給常委,我猜測只是一、二個人看到,其他人看不到,所以這次我給常委每人一封。信的內容如下:

(各位常委的名字):

你們好!我在9月12日曾給黨的十五大寫了一封信,建議重新評價“六四”問題,此信想你們已經看到。自從信發出以後,我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對於這一嚴重違法行為的發生,我曾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要求解決,但一直到現在對我的軟禁仍在繼續。因此我不得不直接向你們反映。

我作為一個黨員,就某個問題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員權利,這是《黨章》明文規定了的。不管我的建議是正確還是錯誤,不管黨的代表大會同意審議還是不同意審議,我都既不違反《黨章》也不違反國家法律。而現在對我實行軟禁,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已經把我作為觸犯了國家法律的人來對待了。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國家哪一個執法部門經過何種法律程式,對我行使實施軟禁的權利的?這樣不明不白地隨意對一個人實行軟禁,剝奪一個人的公民權利,難道不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嗎?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見而被剝奪人身自由,實行軟禁的事也很少有過。就在1962年毛主席大講階級和階級鬥爭時,對彭老總【106】的萬言書雖然非常憤怒,也並未剝奪他的人身自由,以後還分配他去了三線建設指揮部工作。而在我們黨早已深刻總結了過去“左”的沉痛教訓以後,十多年來一直強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澤民總書記剛剛在黨的十五大向國內外鄭重宣布我黨要堅持以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候,在中央身邊竟然發生了如此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情,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自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但更為嚴重的傷害還在對我們黨和黨中央的形象上,人們不會不把我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拿來同十五大宣布的依法治國的原則相對照。從而對新宣布的重大原則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斷。而且我們的後人,將來評論覺的這段歷史時,也次不會把一個因保留不同意見的黨員竟然遭到長期被軟禁和剝奪公民權利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頁!

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引起總書記和常委同志的重視和關注。我希望發生在中央身邊的這種有恃無恐的違法亂紀行為,能夠早日制止。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餘年。

請示覆。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這封信發出後,像以前一樣仍然沒有回音。

後來中辦黨委把我的秘書找去,對他說信已收到。第一,這不是軟禁(他們很怕講這是軟禁);第二,是由我引起的,大概是指我給十五大的信傳到了境外。就這麼一個答覆,就算是對我的兩封信的答覆。事實是一直把我關在家裡。

過了一段時間,直到大約是江澤民去美國訪問之前,對我這裡仍然沒有任何鬆動的表示。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南海保健處負責我醫療的醫生到我家,毫無來由地突然對我說,你這樣老困在家裡不好。我笑笑說,不困又有什麼辦法?他說要不要我們向中辦寫個信反映你的問題,出去打打球?我說現在連會客都不允許,還談得上出去打球?他說我們可以給你打報告。這是中南海保健處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處的傳統、習慣、規矩,他們從來不能干預這些事,這個醫生以前也從來沒有建議過這樣的事。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江澤民要到美國去,人家如果問起趙的事,他就可以說,趙沒有被軟禁,最近不是還打球嗎?想到這,原來如此!我就說,你們不要管這件事,而且我現在也沒有興趣去打球。醫生為什麼要管這事?肯定是中辦授命。接著中辦黨委又找我的秘書說,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上次雍文濤追悼會未讓去,以後這類追悼會還可以去,但會客卻沒有提。這樣很明確,不放鬆,不准會客,不准外出,但是為了搞點消息出去,讓我打球、參加追悼會。我覺得這些做法實在叫人哭笑不得。乾脆,我拒絕打球,絕不外出,也不參加追悼會,就在家裡呆著不動。所以1997年冬天我沒有出去,在北京呆了一冬。雖然北京冬天乾燥多灰,對我的呼吸道疾病很不好,咳嗽很多,但我沒有出去。這些插曲說起來也沒多大意思,但從這些事情看到他們的一種心態,既想用各種辦法限制我,又怕曝光給國外的媒體知道。一方面不顧法制,不講道理,限制你的活動;另一方面又怕外國人知道,怕曝光。

從 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僅原來限制我的六條未廢除,又增加了更嚴格的限制,不准會客、外出,時間二年多。後來隨著時間推移,略微有了鬆動。親戚可以來了,一些基層的同志、退下來的一些老同志也可以來了。但是,退下來但曾負過責任的同志,比如當過部長的,甚至副部長的同志不能來。當然他們沒有明確說過。去年下半年我請趙健民【107】同志來,中辦馬上回答說,趙健民不能來!又一次我想找蕭洪達【108】同志來,中辦又通知說,蕭洪達不能來!直到1999年12月,我原來的秘書楊文超同志到年歲要退休了,為了派一個新秘書,中辦黨委來了兩位同志談這件事。我趁此機會提出兩個意見:一是冬天要外出,希望到廣東、福建、海南休息;二是軟禁了十年,特別是十五大以後完全軟禁兩年多了,要求解決這個問題。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通過秘書告訴我:福建、廣東、海南不要去,其他地方可以去,口氣松了些;在家會客一般可以來,象過去一樣,根據情況,有的不好來,有的能來。於是我立即告訴趙健民同志,趙部長來了,他們沒有阻擋,同意了。趙坐了一會,隨後蕭洪達、杜導正【109】、姚錫華【110】同志也來了。這樣大體上又回到以前的六條規定上來了。






【77】懷仁堂:清代原名為儀鑾殿,是慈禧太后訓政之地,是當時實際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凱執政時將儀鑾殿更名為懷仁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常在這裡舉行會議。

【78】陳野羊(1915-1994):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79】李正亭(1918-):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80】“新權威主義”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某些學者提出的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只能在政府的權威和集權下才有可能加速發展。

【81】《河殤》是中央電視台製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電視紀錄片;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河殤》表達了紀錄片作者對西方文明,包括現代民主制度的嚮往。

【82】1989年6月30日,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是中共對“六四”事件唯一公開的最權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種毫無根據的謊言和諫言組成。

【83】 “六四”事件以後,蘇聯以及東歐發生的一系列事變對中共黨內鎮壓以後的當權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心理衝擊,加深了他們“不開槍鎮壓就會一黨政權不保”的印象。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拆除;1989年12月蘇美峰會宣布“冷戰結束”;1990年2月7日蘇共宣布解除一黨製。
【84】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85】中國於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辦了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

【86】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87】《新觀察》是1950年創刊的中國知識界的綜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復刊後由著名資深女新聞工作者戈揚(1916-2009)任主編,成為有影響力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一份雜誌。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89】杜潤生(1913-):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90】張岳琦(1938-):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趙紫陽秘書。

【91】嚴家其(1942-):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製”。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事件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錢”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92】陳一咨(1940-):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咨在5月 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反對暴力鎮壓,事後被迫流亡美國。

【93】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英國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國第28任即最後一任香港總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

【94】 1989年的“六四”事件對香港的影響極其深遠。當年曾發生過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參加的聲援北京學生的運動。1989年以後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年年有紀念 “六四”的“燭光晚會”。廣東省毗鄰香港,因此懼怕任何有關趙紫陽的海外報道是有可能的。另外,趙紫陽曾長期任廣東省委書記,也不能排除不允許去廣東是為了避免像四川那樣發生舊部紛紛探望的現象。

【95】養蜂夾道老乾部俱樂部位於北京西城區文津街一號。

【96】賀亦然(1918-)河北滿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97】劉正文(1912-)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安徽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98】原文為:“1995年秋天”,作者口誤或記憶有誤。陳雲去世的時間是1995年4月10日。

【99】鄧小平逝世的時間是1997年2月19日。

【100】彭真逝世的時間是1997年4月26日。

【101】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死後七個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標誌著後鄧時代的開始。

【102】中共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是: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以及胡錦濤。

【103】雍文濤(1912-1999):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省委書記,林業部長。

【104】十五大政治報告:江澤民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

【105】中共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106】彭德懷(1898-1978):湖南湘潭人。元帥。中共建國後長期擔任國防部長。1959的年在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直言,批評“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 ”中的問題,指出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和裡通外國,毛澤東由此萌發七年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彭德懷一案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冤案。

【107】趙健民(1912-):曾任山東省省長、中共山東省委監委書記;雲南省政協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08】蕭洪達(1918-2005):廣東潮陽人。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09】杜導正(1923-):山西省人。原《光明日報》總綸輯、1987-1989年任新聞出版署署長。後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110】姚錫華(1929-2009):江蘇省南京市人。曾任廣東省高教委員會黨委書記、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1987-1989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十三大代表。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二)

第三部分
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


一、鄧小平和陳雲的不同主張

現在談談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間,是有兩種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說自始至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以鄧小平為代表,一種以陳雲為代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注重速度,強調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陳雲為代表的主張,基本上堅持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做法,堅持計劃經濟,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或保留的態度。十多年來,幾經反覆曲折,鄧的主張逐漸佔了上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鄧小平一邊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陳雲一邊的,甚至比陳雲更偏執、更頑固。我覺得他和陳雲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陳雲主要是觀點、認識不同,而李先念還夾雜著一些個人得失的考慮。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相當長的時間裡,經濟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還有長期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幫”【112】以後那兩年搞了一些大幹快上,造成經濟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進許多大的項目,即被稱之為“洋躍進”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後搞改革開放,李先念似乎覺得自己過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這樣一種不滿情緒:“什麼都是現在對,過去都錯了?”等等。當然,從觀點上說,他接近陳雲,他所以那樣固執,就是因為他有這樣一種情緒,後來一直對改革開放不滿,站在改革開放的對立面,經常對改革開放發牢騷。

支持陳雲觀點的還有姚依林,他後來接替余秋里任國家計委主任,在國務院是主持全面經濟工作的副總理。

我對鄧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說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對鄧過於強調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贊成過於強調速度,當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經濟搞得順,速度加快了,那當然是件好事,不會有人反對。但鑒于多年來我們追求產值的毛病,過分強調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標,不講經濟效益只講速度,而我們舊的經濟體制也很容易搞成這樣。雖然我提出的指標低了些,強調經濟效益,鄧也知道我的這一看法,雙方沒有形成明顯的分歧,彼此能夠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我與耀邦基本主張相同,都有熱情,但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問題上,耀邦比鄧更厲害。鄧只是一種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卻到處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為我主持全面經濟工作,所以有時我們兩人的分歧比較明顯。

對陳雲同志,我調中央工作的頭幾年對他很尊重。我覺得在老一代領導人中,陳雲對經濟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得很成功,當然那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1957年以後,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贊成毛主席大躍進【114】那一套搞法。當時全黨頭腦都發熱,他老人家堅持自己的觀點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後,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計劃,又要允許小自由,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儘量把經濟搞活一點。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因為當時全黨都是一個調子,要計劃佔領全部陣地。還有 1962年,在經濟困難時期,他出來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價糖果,從國外進口黃豆救治國內水腫病等等,很快使形勢好轉。當然那時還有少奇【115】同志、周總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陳雲首先提出進口一些糧食以保國內的經濟作物。因為那時國內經濟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許多東西都要進口,糧、油、棉都要進口。總之,他是有真知灼見的。我到北京後,對他不贊成片面強調速度,避免經濟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時,他對我提出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要打破大鍋飯,擴大企業自主權,他也表示支持。因此,開始幾年雙方處得不錯。而且我還可以在鄧、陳之間起一點溝通和中和作用。因為我主管經濟工作,我聽聽鄧的意見,又聽聽陳雲的意見,然後提出我的見解,這些見解當然主要是根據鄧的,但也照顧到陳雲的一些意見,結果他們兩個人都同意。

問題是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不斷提出新的問題,需要把改革開放向前推進時,陳雲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動。在五十、六十年代,陳雲的經濟思想在我們黨內算是很開明的,但是現在還是大計劃、小自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那一套,因此他和整個改革開放的思路和形勢,越來越不合拍了。於是我們之間距離也就越來越遠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二、1981年進一步調整經濟

第二個問題,1981年全國進一步經濟調整問題。1979、1980年為了糾正當時經濟上的失衡,已經進行了調整,這是在陳雲同志主持下進行的。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財經委員會【117】,小平同志力主陳雲主持,那時我尚未來北京【118】,後來我主持時改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119】。那兩年的調整,主要是糾正李先念、余秋里他們主持那一段發生的問題。這次調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們很不以為然,比較反對。後來把余秋里調離計委,由姚依林接替,與此有關。

在 1979和1980兩年調整後,1981年又提出要進一步調整,這是我擔任國務院領導人以後遇到的第一個大事情。本來在1980年5、6月間,在討論制定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我曾提出過一個十年倍增的設想,也就說,1980到1985年期間,每年遞增5%-6%;前一個五年計劃慢一點,後一個五年計劃快一點,總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計委具體研究1981年年度計劃的時候,發現1979、1980年財政赤字每年都在100億元以上,1981年仍將有很高的赤字。同時,這兩年物價已在上漲,群眾反映不少。陳雲知道這些情況後,他提出必須做到1981年財政平衡、信貸平衡,他提得很尖銳,說寧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財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財政赤字,引起通貨膨脹。李先念甚至提出不僅要財政平衡,而且要有節餘。他們兩位過去歷來主管經濟工作,按他們的意見重新研究1981年經濟計劃時,就必須對1981年的經濟進一步調整,也就是說,要大大壓縮基建規模和大中型建設目,降低發展速度。計委根據這個精神擬訂調整後的經濟計劃,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經過小平、陳雲、李先念同意後,於12月26日召開了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向全國作了部署。

由於那幾年農業連續豐收,市場也比較繁榮,經過城市和農村的改革,群眾生活有了提高,形勢很不錯,各地的同志認為沒有必要進行這麼大的調整。因為有些項目已經與國外簽訂合同,如果要壓縮,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項目的設備已經運來,如果壓縮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時間,國際上對此議論紛紛,認為中國形勢不妙,但也有讚揚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認為調整有必要,才能使經濟走上軌道。

這次大調整是陳雲、李先念提出的,鄧小平雖然在常委會上表示同意,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但實際上這個做法並不符合他的意願,尤其是從國外引進的大型項目下馬、設備被封存起來,他是不願看到這種情況的。他在會議上同意陳雲、李先念的意見,只是對陳雲投了一張信任票而已。直到這個時候,據我看鄧小平仍然把陳雲作為經濟問題的主要決策者。他認為在經濟問題上,陳雲看得比較深,比他要高明,幾十年來已證明了。鄧也說過這樣的話,即使他不以為然,還是投了陳雲一票。

耀邦在那次會議上沒有講話。據我觀察,他是不大贊成的,但也不便於反對。因為兩位老人提出來,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過去了一年,1982 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時說,1981年經濟調整搞了個小“馬鞍形”【121】。後來這句話傳到陳雲耳朵裡,他當然很不高興。我當時雖然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因為剛到中央不久,對全國經濟情況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較信任陳雲,所以雖然他的意見和我原來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還是同意了陳雲的意見。從結果來看,這次的調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段時間,我們整個經濟處於還賬階段。多年來,不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在城市建設、農業、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許多帳。要把經濟大體理順,就必須還賬,必須“補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設的攤子鋪得很大。比如說,當時為了恢復農業的活力,恢復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出了要給農民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就不能不對多年來存在嚴重的“剪刀差”【122】問題加以調整、解決,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個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定下來的。當時我還在四川,但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研究時,我也參與了意見。當時農副產品的價格必須提高,否則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是第一。第二,那時雖然還不能取消,但要減少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123】的數量,尤其是重點產糧區、商品糧區,多年來派購徵購壓得很重,農民喘不過氣來。要實行計劃外加價收購的政策。

在這裡我要說一下,這兩條非常重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農業的復甦,從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 1984年,連續幾年農業豐收,農村欣欣向榮,首要的當然是解決了農民“耕者有其田”【124】的問題。農民有了土地,實行了包產到戶【125】,這是最根本的一條。多年來,農民為生產隊打工的狀況改變了,農民開始為自己種田。但是我要說,農村那幾年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活力,簡直像是變魔術似的,誰也沒有想到。多年來大家感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幾年時間就轉過來了,過去糧食那麼緊張,到了1984年竟然發生了農民有糧賣不出去的問題,國家收購的糧食,壓在倉庫裡很多。出現這麼大的變化,除包產到戶,另外兩條關係極大:一條是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開始在農產品裡感到減少了“剪刀差”,農民種地有利可圖;另一條就是減少了統購、派購的數量,不從農民嘴裡奪糧。過去多少年來農民吃不飽肚子,每年糧食一收下來,就交公糧、餘糧【126】,這種狀況持續了二十多年。當然,我們之所以能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每年要進口糧食。陳雲同志原來說進口糧食以保經濟作物,實際上進口糧食解決了城市糧食供應,減少了對農村的購糧。那時每年進口糧食數量很大,我記不很清楚了,大約是1000萬噸到2000萬噸。這邊進口糧食保證城市供應,那邊不從農民口裡奪糧,重點產糧區又可以拿多餘糧食以較高的價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圖。這樣三條一配套,農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實行這三條也是要付出代價的。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但城市糧食的銷售價格卻不能馬上提高,因為那時居民的購買力有限,城市糧價不能輕易動,這就增加了財政上對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同時進口糧食要用外匯,也就影響了進口設備。另方面多年來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難,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設面積。同時工廠擴大自主權,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和獎金,這些都需要開支,所有這些都屬於還賬性質。沒有那幾年的還賬,不可能有以後那麼好的形勢,緩不過勁來。

所以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佔國民經濟比重逐年下降,而財政開支逐年擴大,這就出現了赤字。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決的問題。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後要逐步提高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要減少財政赤字,只能暫時壓縮經濟建設的規模,放慢經濟發展的速度,別無他途。我認為,制定1981年計劃發現這些問題後,提出調整是必要的,我現在仍然是這個看法。如果那時不顧這些情況,認為政治形勢比較好,粉碎了 “四人幫”,開了三中全會,大家歡欣鼓舞,於是就搞大幹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又回過頭來壓得工人、農民喘不過氣來。從整個形勢看,雖然經過1979、1980年調整,1981年再緩衝,實行進一步調整很有必要。

從結果來看,1981年的調整結果和過去的幾次調整結果不同,不僅農業繼續豐收,市場繼續繁榮,國民經濟不僅沒有出現負增長,全年也增長了4%左右。特別要指出的是,1981年隨著調整的發展,增長的幅度越來越高,第一季度比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顯加快了。這說明調整很好,國民經濟回升了。

這次調整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在壓縮基建規模,壓縮重工業、鋼鐵和機械加工的同時,大力發展輕紡日用消費品工業,並結合著城市放寬就業政策,允許、鼓勵個體戶經營,大量發展多種服務行業,因而經濟發展繼續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場繼續繁榮,城市人民生活水準不但沒有下降,而且繼續提高,沒有進一步造成失業,就業的範圍也寬了。最後做到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較滿意。

當然從事後來看,不是沒有缺點,除了計委歷來在壓縮基建的時候,常常採取“一刀切”、“剃平頭”【127】的做法沒有完全糾正。

我也感到,在壓縮基建規模開始的時候也很難不一刀切,就是發指標要各地方壓多少,當時還是那種舊體制,不這樣做也不行。但為了挽救、照顧那些實在不該壓的項目,我叫計委留下一部分機動費用,以備“拾遺補缺”。在普遍壓了指標以後,再回過頭來看,那些壓了實在可藉,或者繼續搞極為有利的再恢復一點,當然數量不能多,不能大,以減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做雖然好些,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事後來看,這次調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適度會更好些。主要是對已經引進來了的成套設備,有些項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設備,確是國內所急需,安裝起來週期不長,很快就能發揮效益,這些就應該照顧。因為這些設備已經進來了,已經付了款,安裝起來國內配套資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經費。如果能安裝就安裝,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進的電站設備、化肥、石油化工設備,還有寶鋼的煉鐵高爐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雖然有的項目過了一年又上馬了,但不僅時間拖長,花費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幾年以後才恢復。

當時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大部分採取緩建、封存辦法,主要是國內沒有配套資金。因為要壓縮赤字,搞財政平衡。看來是機械了一點。比如說,即使搞的結果沒有完全做到消滅赤字,還有部分赤字,而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項目上,一兩年、兩三年就回收過來了,也是可以的。再說在對外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多藉點外資也是可以解決的。當時陳雲他們態度比較堅決,顧慮比較多,他根據1961年1962年經濟調整的經驗,怕攤子鋪得大了、多了,就堅決地壓縮。我們當時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經驗。


三、開始對外開放

第三個問題,關於對外開放的問題。在開放的問題上,陳雲顧慮比較多,他同鄧小平的分歧也比較明顯。在改革問題上的分歧,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問題。這一點我下面再講,先講開放問題。因為把計劃經濟改為搞市場經濟當時還沒有被提到議事日程。至於擴大企業自主權,下放權力,簡政放權,農村包產到戶,陳雲並不明顯地反對。但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顧慮比較多。首先是關於特區的問題。特區是鄧小平主張的,首先批准了廣東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以後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對特區陳雲一直是有保留的。他從來沒有到特區去過。有人告訴我,他曾派人到特區去過,派的人開始回來反映消極的東西多一些,後來好象好一點。但我總的感覺,他對特區始終持懷疑和保留的態度。

特區開辦不久,陳雲在1981年12月省市委書記會議上(這次會議本來是討論農業問題的),以及那年春節計委領導給他拜年時他的談話中,都強調特區第一位的任務是總結經驗,並說特區不能再擴大,要充分看到特區所產生的負作用。本來沿海地區特區是可以多搞一點兒,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區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陳雲特別強調江浙地區,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區。陳雲說那裡是投機分子活動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們搞投機熟門熟路,一遇時機就會紛紛出籠。鄧力群【128】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還搞了一些材料,

論證我們現在搞特區會淪為過去的“租界”【129】。一時間,這種議論就傳開了。這是在陳雲、鄧力群他們思想影響下出現的。

關於利用外資問題,陳雲與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樣。小平主張大量利用外資。他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利用外資,經濟很難發展起來。當然,他是管人事的,具體怎麼用,他也管得不多。總之他只要聽說國際上優惠貸款也好,不是優惠貸款也好,或者搞合資企業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陳雲對利用外資就很謹慎。上海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的事,在他那裡壓了很久才同意搞。陳雲對利用外資是有看法的,他認為利用外國資本不可能解決我國的建設問題。他經常說,外國資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潤,而是超額利潤,也就是說,你利用外資是不可能有便宜佔的。他經常敲打當時主管外經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說,利用外國投資,政府優惠貸款很少,大量是設備貸款【131】,而設備貸款表面上優惠,實際上他是為了出口產品,所謂的優惠已加到產品裡面去了。而且設備貸款只能買他的產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匯,自由外匯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對搞合資企業,態度也比較消極。我覺得陳雲思想上還是停留在列寧《帝國主義論》【132】對資本輸出的論述上。改革開放以後,他還重新讀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有一次他專門對我講,列寧總結的帝國主義那幾個特點至今沒有改變。現在還是那個時代。在這裡我講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區開展的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這件事影響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義發出的緊急通知提出的。那時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這個通知的。事後我知道,起因是中紀委一份反映廣東走私販私活動的材料,陳雲在這個材料上作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批示,指出要雷厲風行地給予打擊。陳雲批示後,耀邦主持書記處開會討論後發出了這個緊急通知。3月我已經回到北京了,中央專門召開了一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並且以中央名義把座談會紀要發到全國,要各地按此精神辦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布了關於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明確地把打擊經濟犯罪作為中心任務。

1981 年正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不久。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沿海地區開展這項活動,使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受到很大的傷害。改革開放,搞活經濟,這麼一搞,經濟領域的走私、投機、受賄、盜竊國家財物等現象肯定會發生,也應該給予打擊。但應就事論事,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但當時把問題看重了,性質上也定得不當。當時把經濟上放寬搞活後難以完全避免的現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條件下階級鬥爭的重要表現”,甚至還提出“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用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對我們進行破壞、腐蝕的反映”。還說,“改革開放以來,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國內影響增多,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出現了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提出,今後必須加強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鬥爭,強調在改革開放中,要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這樣一來,就不僅是打擊經濟犯罪的問題,而是提高到意識形態上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進攻,提高到嚴重階級鬥爭的問題了。

在這裡我要說一下,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領域,而真正在經濟領域明確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這一次開展的打擊沿海地區經濟犯罪的運動。不叫運動叫活動也可以,反正是不叫運動的運動,就這麼一次。

問題是這種提法和這種搞法,勢必涉及到改革開放中的許多問題。對廣東等沿海地區發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這與陳雲對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一直抱有保留和懷疑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他認為這是一項極危險的政策,特別是開放、搞活。這次提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便宣布經濟特區也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麼特區了。還宣布要加強對外經濟活動的統一管理。除國家規定的單位,按國家規定的原則和程式進行以外,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對外經濟活動。這樣就把原來在改革開放中,在建立特區時已經下放給特區的一些權力取消了。並且還規定要增加國家對農副產品的統購和派購,減少議價部分的比重。還提出把沿海工人的獎金控制在略高於內地的水準。這樣一來,打擊沿海地區的經濟犯罪活動,變成在經濟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必使整個改革開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了回來。允許廣東、福建搞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也就沒剩下什麼了。

發生這種情況,起因當然是中紀委的材料,但是沒有陳雲的批示不可能搞出這麼個東西。胡喬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鄧小平大概對這件事沒有感到它的嚴重性,因為他一貫主張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這場鬥爭對整個改革開放會帶來什麼嚴重影響,他沒有覺察。
至於耀邦和我,這次完全處在被動狀態。雖然中央的緊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書記處會議通過發出的,實際上是奉命行事。接著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雖然是我們兩人主持的,並在會議上講了話,但我們處在很為難的狀況。當時兩省的同志表示顧慮很大,認為這麼一搞,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就很難搞了。我們兩人一方面向他們做工作,要他們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勸說陳雲儘可能保護改革開放,使沿海地區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大好形勢,不要受大的損害。

在會議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陳雲提出要調離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135】的工作。他認為像廣東、福建這樣一些地方,不能讓任仲夷這樣頭腦靈活的人來幹,要找很堅定的人。用陳雲的話說,應該找一個像釘子一樣釘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人來擔任。這件事經耀邦和我再三爭取,陳雲才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再說,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適的人。當時陳雲曾提出了一個人,但這個人身體不好,只好作罷。

這一場運動實際上是針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的。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加上中紀委領導人仍然是採取過去那一套左的辦法,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打擊行動出了不少問題。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誤、缺點作為犯罪處理,無罪錯判、輕罪重判的事不少。本來適應改革開放的一些事,因為政策、立法沒有跟上,被當作投機、貪污處理。例如技術人員利用業餘時間幫助社隊民營企業工作,領取了報酬,或從事第二職業得到了收入;有些單位用自己的留成外匯與別的單位等價交換其他物資或貨幣(因為留成外匯價格高於銀行牌價),以及採購人員和企業人員在貿易洽談中的交際費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為。當時搞錯了許多人,以後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復名譽。更嚴重的是,這樣一來人們對改革開放發生了懷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亂。1982年一個時期,從事經濟工作的同志顧慮重重,事事觀望,一些採購、推銷人員幾個月不外出活動。

因為中央有通知,各地紀檢部門,組織人事部門,有些人本來就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改革開放看不慣,這時就紛紛到工廠、企業去調查來,調查去,弄得工廠、企業苦不堪言,改革開放的許多事陷於停頓。

這就是改革開放不久開展的一場反對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一些情況。因為後來很少談到這件事,我在這裡說一下。


四、探索經濟建的新路子

第四個問題。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國人大做了一個政府工作報告,題目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在報告中我提出,今後的經濟建設要走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這個總題目,我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這是我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就經濟問題所作的第一次長篇講話。當時有人把它說成是我的施政綱領。

自從文革結束以來,我在四川工作的時候,就著重對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在我的腦子裡逐漸形成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過去搞經濟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極差,人民得不到實惠。第二個就是,現有的經濟攤子很大,存在極大的潛力,但原來那套辦法卻不能把潛力挖出來,必須另找出路,對原來那種辦法進行大的改革。這是我在四川時開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我講了這麼一段話:“千方百計地提高生產、建設、流通多個領域的經濟效益是核心問題”。接著我回顧了建國以來我們經濟建設的問題。1980年同已經完成了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1倍,國民收入增長4.2倍,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準只提高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了那麼多,而工農業總產值卻沒有相應增長,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長,人民消費水準增長就更少了。這些年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於國民收入增長的幅度,而工業資產增長卻很多很多。這說明我國經濟建設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與人民付出的勞動不相適應。因此我認為,我國經濟的癥結是經濟效益的問題,而不是表面的產值增長速度。

接著我在1982年天津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會議上,就著重談了經濟效益問題。我指出,在工業生產上長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產值和增長速度,辦了許多蠢事,常常是“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最後靠銀行發票子來補窟窿,致使國家和人民受實害。在這次會議上我講經濟效益問題,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可說是一個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資消耗,生產出更多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前半句講儘可能地節約,勞動和物資消耗儘量減少;後半句講要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關鍵是產品必須符合社會需要。否則生產的越多,浪費就越大。工廠追求產值,生產出大量無人買的東西,壓在倉庫,最後是報廢,這樣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經濟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廠生產出社會需要的、適銷對路的商品?這涉及到許多方面,但從根本上講,涉及到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問題。要靠調整經濟結構和改革經濟體制來解決,否則沒有出路。我之所以長期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興趣,以至努力探索並致力於這項改革,就是為了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沒有對中國經濟弊端的認識,就不可能產生要求改革的想法。當然如何進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國經濟的弊端,我開始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模糊的。開始提出的改革辦法,許多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真正認識到要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根治中國的經濟弊端,經濟必須市場化,必須解決產權問題,是經過長期反覆實踐才逐步總結出來的。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條新路子,就不會有以後改革的過程,更不會有今天的認識水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對於以後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裡,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裡沒有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五、我同耀邦在經濟上的不同意見

第五個問題。正是因為我到北京後強調經濟效益,不大贊成過去那種追逐產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這個問題上。

這種不同意見在1982年就開始了。當時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報告【136】,涉及到經濟問題如何寫。起草小組的多數人開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報告的基調來寫的,但耀邦不同意這種寫法,他提出了一個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報告有關經濟這一部分就寫不下去了。後來問題反映到鄧那裡,鄧就拍板說,經濟部分基本上按政府報告的調子來寫,這樣耀邦也就勉強接受了。因為我沒有參加起草工作,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見,他們沒有提到常委會或書記處會上來討論,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為什麼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調子,我也不清楚。但從他在十二大前後的言論和行動來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視效益,不強調產值、速度的問題。他講經濟問題很少講效益而十分強調增長產值和速度,常說“翻番”、“提前翻番”等。當然,我提出的六五計劃增長速度“保四爭五”【137】是留有餘地的。我也清楚實際執行結果肯定會超過。當時經濟體制還是舊的,很容易追逐產值、輕效益。我寧願提得低一些,而不願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產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雖然也非常重視產值指標,十分關心每年增長多少,但他對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對我的想法卻不以為然。所以十二大的報告雖然根據鄧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報告寫了,但他的想法沒有改變。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裡產值定的高,他就表揚。哪裡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 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譬如他到處宣揚和推廣河北保定地區開展的農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動,說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長多少。這種搞法我們過去就吃過虧,很容易搞成形式主義。1983年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作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字進城”。在城市採取承包的辦法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城市比農村複雜得多,工業、商業採取什麼形式,如何承包,要經過試驗,逐步推行,絕不能簡單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開。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現了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買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東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商業不能這樣搞,工業企業也千差萬別,在整個價格政策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很難用一種辦法承包出去。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哄而起。就在這一年,即1983年春節,我在團拜會【138】上也講了這樣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哄而起?是轟也轟不動!”
這一段他在各地視察時,對國務院領導經濟工作經常講一些批評或影射的話。這些講話的記錄經傳抄、擴散,使許多人知道在經濟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聲音。

這個情況很快傳到鄧小平耳朵裡。1983年3月15日,鄧約耀邦和我在他家裡談了一次話。我把經濟工作的情況和我的意見講了,耀邦聽了很平靜,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釋。這次談話比較好。鄧小平最後說,經濟工作他贊成我的意見,批評耀邦講話太多,不夠持重,老喜歡搞些驚人的東西,作為總書記,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鄧還說,搞改革不能搞群眾運動,改革要貫穿整個四化【139】過程,不是幾年可以解決的事。還說現在形勢很好,要注意頭腦不要發熱。同時在這次談話中還定下了這樣一條,為避免再出現不同的聲音,今後經濟工作主管是國務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重大決策,發號施令,肯定哪些對、哪些錯,都要經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提出,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作為權威的發言和決策者,不要多頭發言,政出多門。當然書記處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小平是因為聽到有不同聲音才找我們談話的。談話中我把我的意見也都講了,他這麼一講,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這次談話以後,耀邦直接干預國務院經濟工作少了,對國務院的批評也少了,但思想深處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他還是繼續講他的觀點。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話,我覺得事情好辦了。以後我的態度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耀邦講的對的,我們就採納他的意見,他講的不符合實際的,他可以發表他的個人意見,因為他並不代表集體,我們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辦。耀邦也知道,因為有了小平的話,他講了一些意見我不大同意,即使沒按他的意見辦他也就算了,無所謂了。

國務院經過研究提出的重要經濟工作方案或意見,都交中央常委會或書記處討論。有時耀邦即使不贊成,好像也不好反對,就會說:“好吧,那就這樣吧。”但事後他對啟立說,現在也是強迫簽字。國務院是怎麼討論的我們也不清楚,拿來只好同意、簽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 ”、“被迫簽字”【140】之類的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為了儘量與耀邦溝通,我曾經建議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關會討論問題的時候,邀請胡啟立、郝建秀【141】等書記處的同志參加,以便隨時向耀邦通報情況。還建議耀邦派工作人員列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的會。但不知是什麼原因,耀邦沒有這樣做。我還特別提出,一些重大的經濟問題在正式提交常委和書記處會議討論之前,可單獨先向耀邦彙報,以便互相溝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慮時間。他同意了。先向耀邦彙報,再向常委彙報,這樣搞過幾次,開始他還有興趣,但以後看來他興趣不大,他又不讓再搞了。這個問題也就沒有解決。

看來問題根本上是由於我們兩個人【142】在經濟問題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風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見強加給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因為小平已有了那麼個規定。所以不是採取溝通情況或讓他在國務院討論經濟時了解決策的過程就能解決的。儘管有上述這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講,自從在小平那裡談話以後,我們雙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沒有使別人感到在經濟問題上有兩種聲音。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三)

六、計劃與市場

第六個問題,講一下計劃和市場的問題。

小平同志一直強調市場的作用,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社會主義並不排斥市場經濟。以後又多次說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以哪個為主,可以視不同時期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發揮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指出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經濟。鄧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說是新的政治經濟學。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談話時,針對陳雲、李先念的主張,鄧說我們的計劃經濟是學蘇聯的,現在人家都不搞了,我們為什麼還抱著不放呢?當然到1992年時就講得更明確了。總之他一貫傾向於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市場經濟,雖然不同時期有不同說法。

耀邦也是對計劃經濟不感興趣。據我觀察,耀邦認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束縛了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束縛了企業積極性、下面的積極性、地方的積極性。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就要讓群眾、讓企業、讓地方放開手來幹,近似過去搞群眾運動的那一套辦法。

至於陳雲、李先念,他們一直強調計劃經濟。特別是陳雲,從五十年代以來,幾十年始終沒有任何變化。“計劃為主,市場為輔”,這幾乎是他每次講話都要強調的話題。改革開放以來,他每次講話都還是這個調子。他主張對待經濟就像養鳥,不能抓得太緊把鳥捏死,也不能撒開手讓鳥飛掉,應該關在籠子裡捏不死也飛不掉,這就是他有名的鳥籠經濟思想。他不僅認為中國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認為蘇聯搞計劃經濟,把一個落後的國家在幾十年內變為僅次於美國的強大國家,就是計劃經濟成功的證明。他認為中國所以沒有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擾,加上文化大革命。如果都像第一個五年計劃,肯定是很好的。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堅持這個觀點。

在這裡我順便說一下,在對外關係上,陳雲思想深處實質上對蘇聯是看好的,對美國不放心。在外交路線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有很大的不同,兩個人之間也有矛盾。在1984年的時候,阿爾西波夫【143】到中國(他是過去蘇聯派到中國幫助搞計劃的專家,與陳雲的關係比較好),陳雲見他。當時小平專門為陳雲規定一個談話口徑,讓陳雲按著這樣講,小平對陳雲怎樣與阿爾西波夫談不太放心,怕造成對外政策上的混亂。陳雲不情願,但還是照這樣做了。這是當時的一個插曲。在八十年代持這種觀點的還有徐向前【144】。他也認為蘇聯終究是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45】剛剛推開的時候,陳雲在1981年12月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講了一篇話。他說,農村經濟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其中糧食、棉花、煙葉等多種經濟作物,都必須規定種植面積,養褚也要規定任務。1982年1月春節期間,他又找國家計委領導人作了一次加強計劃經濟的談話,報紙上發了消息。他說,現在計劃不受歡迎,計委的工作難做,但計劃經濟不強調不行。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陳雲作了一個書面發言,儘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對糧食不搞價值規律的做法仍是正確的,但他對提交全會討論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表示贊成。這個決定稿子提交全會討論前,我曾寫過一封信分送常委,內容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幾個要點,小平、陳雲、李先念都表示贊成。陳雲在書面發言中還說,由於現在經濟規模擴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現在不適用了。這次講話我覺得是好的,支持了改革。

但是到了1985年9月全國黨的代表會上他又說: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說這個話現在沒有過時。陳雲這樣講就有問題了。因為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前,有幾年是用過這個提法,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那個決定,已經講整個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且已經否定了過去毛主席長期堅持的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的觀點,怎麼還講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再講這樣的話就與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相牴觸了。陳雲在會前曾把他的發言稿送給我徵求意見,我感到很為難。因為他現在講這個話,明顯地從他一年前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後退了。他這樣一講,必然會在會上引起思想混亂。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經寫了,雖然還沒有講,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裡,建議他加上一段話:“所謂市場調節,即不作計劃,根據市場供求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的調節”。這樣的話他在五十年代就講過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這個意見,當時就讓秘書加在他的發言稿裡。我為什麼建議他加上這句話?因為加上這句話就對市場調節為輔 也就是為輔的市場調節作了嚴格的限制,僅僅是指那些國家完全沒有計劃指導的小商品【146】。而十二屆三中全會所講的相當多的商品,即所謂間接計劃的那一部分,也是靠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加上這句話實際變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計劃調節;一部分是靠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間接計劃,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謂“為輔”的市場調節僅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這樣說,不作計劃的、盲目生產的小商品,加上間接計劃即宏觀指導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實際上靠市場調節的商品,已經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對一半。加上這句話,就可以做這樣的解釋,這樣就同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矛盾不大了。當然陳雲肯定不會做這樣的解釋,他是另一種意思。但至少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如果不加這句話,他直接講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樣就把整個市場調節的範圍搞得很小很小。這似乎是一種文字遊戲,但當時沒有辦法。在中國黨內對經濟問題有重大影響的陳雲,如果按他原來的講法發下去,必然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報告【147】中指出,今後經濟運行機制,是“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由於當時整個形勢,改革開放氣氛很濃,我報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給陳雲審查,他沒有公開反對,但一直也沒有說過同意的話。不像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當我在十三大開幕時作政治報告的時候,開始不久,他就退席了。這表示了他對政治報告的保留態度。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那時他身體不很差,可以聽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為國務院總理講提高經濟效益十條方針的時候,當時他身體不太好,有人勸他回去休息,他說不,我要把紫陽報告聽完,這表明他對我的支持。本來,老人開會、聽報告,中間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這樣的比較,也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到了1989年“六四”以後,以陳雲經濟思想作為指導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趙紫陽的圈子”,要公開批判“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提法。

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計劃經濟。歸根到底,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計劃和市場,一個是所有制。陳雲是幾十年一貫堅持計劃經濟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始終站到了改革開放的對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於我本人,對計劃經濟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開始我只是感到中國這麼大,情況千差萬別,交通資訊不太發達,如果一切生產流通活動都由中央計劃統一安排,必然是官僚主義叢生,弊端百出。後來到中央工作以後,又認識到之所以經濟效益不高,生產和消費脫節,根本原因是中央計劃體制帶來的弊端,不發揮市場調節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是不行的。但我對於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實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心中無數,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經濟建設的十條方針中,對計劃體制按照不同企業和商品,曾經分為四種情況:一是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如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的骨幹企業和關係到國計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場變化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安排生產,如產品繁多的小商品。以上兩類,一個是指令性計劃生產的,一個是完全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安排生產的。在這兩類之外還有兩類產品和企業:一個是大部分按國家計劃、小部分自行安排;一個是大部分按市場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國家計劃。當時這樣劃分,雖然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但擴大了市場調節的部分。這樣的區分,當時也得到了陳雲的認可。在為十二屆三中全會準備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文件的時候,我向起草小組講了幾個基本的概念,後來我又把這幾個基本概念給中央常委寫了一封信。我的幾個基本概念是:

(一)中國的經濟是計劃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二)中國的經濟是商品經濟,不是產品經濟,可以概括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48】;

(三)計劃分為直接計劃和間接計劃,要逐步縮小直接計劃的部分,擴大間接計劃的部分;

(四)間接計劃主要靠市場和經濟手段調節,直接計劃也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我的這幾個概念,都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裡,明確了商品經濟。除小商品外,間接計劃的部分,也要靠市場調節,而且這一部分將逐漸擴大。這樣,中國經濟中靠市場調節的比重將越來越大。

1984-1985年在計劃體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權力給企業外,主要是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計劃的比重。那幾年逐步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計劃的產品,縮小了國家計委直接管理的統配物資。



到了十三大,政治報告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也就是說,要基本上實現市場原則。不過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約束,沒有使用市場經濟這個名稱罷了。由此可見,對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在認識.上我也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


七、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七個問題。國外在議論中國經濟改革時,大體上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改革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激進的,一種是漸進的,而且大多肯定中國採用漸進的、逐步過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的動盪和經濟滑坡,是成功的。但中國這種逐步過渡的方式是如何進行的呢?

從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十年的經歷來看,所謂逐步過渡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逐步生長、壯大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如隨著農村改革的開展,國家對農副產品統購派購減少,絕對數量有所下降,隨著農業的增產,所佔比重更是逐年減少。由農民進行市場調節交易的,或者超產由國家加價收購的數量越來越多。
到了1985年,進一步取消了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整個農業除棉花和少量產品外,基本上實現了市場調節,脫開了計劃經濟的範圍。鄉鎮企業的興起,工商業個體經營放開,允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外合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一開始就是在計劃經濟以外,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市場經濟部分。這一部分市場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幾年來蓬勃發展。由於他們的機制活力大,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有經濟和原來的集體經濟。他們既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繁榮,也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出來一種新的經濟一一市場經濟。因而出現了一種情況,即在計劃經濟模式還沒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況下,中國整個經濟中市場經濟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佔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個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也在一天一天由量變到質變。這是中國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國經濟的改革,既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又保持了政治穩定,這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是主要的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對計劃體制內的那一部分,也逐漸地加以削弱縮小。當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開始的時候變動不大,小量地改變,以後逐步逐步地加大份量。雖然比前面所講的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視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來實行的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等許多政策和措施,在計劃改革方面逐步縮小直接計劃,擴大間接計劃的比重,逐步壓縮國家的統配物資,擴大企業自行銷售的品種和數量。國家統配的重要物資,超產部分允許企業自行銷售,計劃內的也允許一定比例的自銷。還有對企業實行承包製,以及放、調結合逐步進行價格的改革等等,都對體制外生長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總之,當時有兩部分,一個是計劃體制外的市場經濟,一個是計劃體制內的計劃經濟。我們一方面擴大計劃外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逐步縮小計劃經濟的比重。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的情況下,勢必是此消彼長。計劃經濟縮小減弱,市場經濟就得到擴大和加強。當時市場經濟部分主要是農業、農副產品、輕紡工業、消費品工業,而屬於生產資料生產的,基本上掌握在國營企業手裡。一個消費品,一個生產數據,如果控制生產數據生產的企業不削弱、不縮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場,新生長起來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就無法繼續;如果生產數據生產的那一部分,一點也不允許自銷,一點也不允許進入市場 如果把小煤窯、小水泥也都統管起來的話 那新生長的市場經濟將會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所以十幾年來對計劃內經濟體制的改革,對國有企業機制的改革,儘管都沒有觸動根本,但從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意義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

過去曾有人把這種逐步過渡的漸進改革方式,批評為“缺少整體規劃”,“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沒有遠見”,“盲目性很大”等等,現在這樣批評的人少了。但他們所指出的兩種體制雙軌運行下所產生的種種弊端,確實是不可忽視的。當這種負面影響超出了社會能夠承受的限度時,那就會爆發問題。這只能由經濟和政治體制進一步改革來加以解決。這種對舊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條件,在幾年以前就具備了。兩種體制、兩種運行軌道長期並存,終究負作用很大。一開始採取漸進過渡的辦法是對的,但不能長期這樣。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四)

八、經濟過熱、軟著陸和治理整頓

第八個問題。關於經濟過熱、軟著陸和治理整頓問題。

1981 年實行進一步經濟調整,當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下降到了4%,從1982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發展軌道。1983、1984兩年經濟發展很好,既有比較快的速度,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也比較適應,各種比例關係日趨協調,經濟效益明顯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當時的情況應該說是好的。

但是從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信貸發放過猛、過多,基建規模也過大,隨之物價也上漲得比較多。這些過熱現象一出現,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強宏觀控制,收緊信貸,控制基建規模,壓縮過熱的空氣。但由於當時銀行體制尚未進行改革,控制信貸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上而下地規定信貸指標。加上一下子收縮過猛,多方面反映強烈,對經濟的正常運行帶來一些困難。當時有這樣一些問題:信貸指標是國務院通過中央銀行下達給各地省行,結果各地把發的指標,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門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別是建設項目,而留下缺口給那些非辦不可的事,最後中央不得不另外增發指標。如糧食收購,一控制信貸,很多地方就說農副產品收購沒有錢,他把下達的銀行信貸指標用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樣就發生一控制緊了,經濟運行就不靈了。因此一度收緊的銀根又不得不很快放鬆,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長,雖然年初就提出宏觀控制,實際上沒有解決問題,經濟過熱有增無減。1983、1984年剛剛趨向寬鬆的經濟環境,又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面對這樣的情況怎麼辦?有兩種考慮:一是繼續採取過去的老辦法,在1981年調整之後,再來一次調整,緊急剎車,對基建項目大砍大壓。另一種採取逐步緩解的辦法,當時我用了“軟著陸”這麼一個詞。採用第一種辦法,各方面損失較大,當時整個形勢也不允許這樣做,因為1981年剛剛調整以後,許多基建項目下馬。現在又要壓,國內國際上影響很大。所以我決定採取“軟著陸”的方針,也就是說,不是通過一年,而是通過今後幾年逐步調整過來。當時確定,今後兩年內繼續實行較緊的信貸和財政政策,基建規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準上踏步,具體基建項目的快慢先後,進行些調整。這樣經過兩年原地踏步就能緩解。實行這個方針,1986年總的情況是好的。

繼續貫徹這個方針,情況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項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國民收入也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7%以上,農業增長將近6%,零售物價指數上漲7.3%,固定資產投資、控制基建規模基本上也是好的。雖然預算外基建規模沒有控制住,但預算內基建投資基本上控制住了,增長不是很多。總的看經過兩年“軟著陸”,情況有所改善,整個經濟環境不再那麼緊張,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當時中央和國務院在年終總結時指出,看來不採取大的調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時間,比如兩三年時間來自覺地、逐步地調整,把存在的矛盾緩解下來,這種“軟著陸”的辦法是行得通的。

對 1988年的方針,原來也還是繼續執行“軟著陸”的方針。在1987年9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討論1988年計劃時,我代表中央講了一篇話。指出1988年要進一步貫徹穩定經濟的方針,突出的是穩定物價,財政、信貸都要從緊,進一步縮小基建規模,控制消費基金的增長,同時要保證生產的穩步增長。1988年經濟工作總的方針是兩句話,經濟要進一步穩定,改革要進一步深入。方針是這樣定了,為什麼1988年突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 18.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此各方面議論紛紛。一般來講原因是複雜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種原因。但是我當時這樣說,現在也還是這樣認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1988年在物價改革的問題上措施不當,出了問題。

物價改革問題,逐步理順價格的問題,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從來都認為,價格不能理順,價格改革問題沒有解決,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就不能說解決了。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考慮到經過1986、1987年兩年“軟著陸”後的經濟形勢,1988年在物價改革上邁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要的,也是有條件的。但是,當時提出的全面物價改革,所謂闖物價這個難關,即“闖物價關”,無論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隨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是不正確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誤,使整個經濟形勢發生了逆轉。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前面已說過,本來1988年仍然要繼續貫徹前兩年的“軟著陸”方針,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對物價上漲反映比較強烈,加上實行價格雙軌製的負作用逐漸顯露出來,人們對權錢交易、“官倒”等現象非常不滿意。另一方面,當時也感到幾年來實行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物價改革方針,即調放結合的方針,物價雖然年年在上漲,但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並沒有多少大的改變。再加上那個時期小平一再督促我們,要我們下決心闖過物價這一關,認為這一關遲早是要過的,“晚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由於上述種種情況,便產生了一種想法,與其採取這樣小步前進的辦法,物價雖然上升,但並未改變價格不合理的狀況,不如乾脆有計劃地進行一次較大的物價調整。在一個時期內,譬如說兩三年的時間,準備一定的物價上漲指數,譬如說準備上漲30-50%。以此為代價,在這樣的幅度內來全面地調整一次價格,把各種商品的價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順,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

我提出的這個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後,就責成姚依林負責,由國家計委具體研究實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姚依林和國家計委提出的方案進行反覆討論以後通過了,準備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開始實施。上述這個物價改革方案雖然後來由於出現了嚴重通貨膨脹,宣布停止實行,實際上並沒有出台。但是設計這樣一個方案,提出用這種辦法進行物價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確的。

前面說過,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物價改革上採取的是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方針。有些物價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調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開。同一種商品,計劃內的一部分由政府調價,另一部分也可以放開,即實行價格雙軌製。這就是說,總的是面向市場,走逐步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道路。而這次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就不是這樣逐步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調整價格,達到理順價格的目的。這既反映了當時在價格改革上急於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圖以政府的力量來改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製,達到雙軌並軌,或者縮小計劃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這種思路根本上違背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向。因為它不是使價格逐步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計劃調整來決定價格,實際上走的還是計劃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多年來教訓告訴我們,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調整價格是不可能理順價格的,是不可能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發生嚴重通貨膨脹,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實施,(也)是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搞得不好,物價改革會有走回老路的危險。

引起1988年嚴重通貨膨脹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價方案剛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具體的實施方案尚未制訂出來,何時出台還沒有最後確定,媒體就大肆宣揚起來。一時間,“物價漲一半,工資翻一番”的流言,在社會上廣為傳播開來。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長了人們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心理預期”這個東西,當時我們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貨膨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不要造成人們過大的心理預期。而我們不但不設法緩解它,反而助長它、刺激它。結果什麼事情還沒有做,人們就認為今後物價必然會大漲特漲。而我們又沒有對人們作出承諾,就是說,隨著物價的上漲,一定要提高銀行儲蓄的利息,也就是說向人民作出一種承諾,銀行儲蓄利息一定要高於物價上漲指數,或者實行保值儲蓄。一方面人們的心理預期是今後物價將會大漲特漲,另一方面對銀行儲蓄利息又沒有一個說法,人們自然會擔心在物價上漲以後自己多年積蓄放在銀行的存款會大幅貶值。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們節衣縮食,在銀行儲蓄了上千億的存款,他們耽心多年苦心積蓄會泡湯,因而紛紛到銀行提取存款,購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來頻頻發生的擠兌搶購風就是由此而來。

在我們國家發生搶購某種物資的現象,過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這一次與過去性質不同。過去是由於物資匱乏,擔心將來買不到這些東西,如搶購肥皂、食鹽、麵粉,過去都發生過。但這次不是為了搶購來馬上用,而是為了儲物保值,情況比過去普遍得多,嚴重得多。有些商店、企業也乘機紛紛漲價,銀行儲蓄大量下降,比原來預計減少400億元。銀行為了應付支付困難,不得不大量印票子。這就使社會貨幣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來在發生擠兌搶購風以後,如果能夠及時果斷地採取提高銀行存款利息,或實行保值儲蓄措施,情況會好一些,損失會小一些。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曾向國務院提出這樣的建議,但李鵬和姚依林擔心銀行儲蓄利息提高了,銀行給企業貸款的利息也要相應提高,這樣企業就負擔不了,會影響生產,因此沒有立即採納。使本來可以避免的一些損失也未能避免。到後來他們也不得不同意實行保值儲蓄。在宣布保值儲蓄之後,銀行儲蓄很快就穩定下來,並且逐步有所回升。這證明了對於大量地擠兌搶購,如果我們事先作出這種承諾,那麼這種損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會大大減少,絕不會這麼嚴重。

1988 年出現的物價上漲18.5%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既不出在信貸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規模過大,這兩項都沒有超過原“軟著陸”方針下所規定的指標。主要問題是出在儲蓄存款大量下降,這就是由於上述物價改革中一系列失誤造成的。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不採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繼續實行調放結合的方針,如果說感到過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價放開的步子邁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時借鑒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使銀行利息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 1988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於加快物價改革就必然會出現的,而主要是由於我們物價改革的思路不對頭,指導思想不對頭,措施不得當。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人們擠兌搶購等嚴重情況,為了迅速把局勢穩定下來,便宣布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執行,整個經濟工作轉入以治理整頓為中心。這些雖然是我主動提出的,並且經過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通過,但現在看來,宣布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實行是對的,但把原來的“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改為治理整頓為中心,這是不恰當的。主要是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沒有看清楚,同時也把情況估計得過於嚴重了。
提出治理整頓雖然對迅速穩定經濟起了作用,但卻使我們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為了制止物價上漲,為了兌現我們下一年的物價指數不高於1988年的承諾,幾乎全部恢復了用行政控制物價的辦法。並且各級政府層層負責,層層包干。使經過多年改革把物價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當時李鵬他們主持國務院工作,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把過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著與改革開放相反的方向扭轉,使已經改革了的經濟體制,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為這樣,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發生了經濟萎縮、市場疲軟等嚴重的情況,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才改變。

總之,1988年圍繞物價改革問題,可以說是一錯再錯,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151】等六位經濟學家,他們都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傑,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台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

在座談中,他們針對1988年通貨膨脹問題,談了一些我認為很值得重視的意見。第一,他們認為,大陸十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現在還有些問題,但從經濟角度來說並不嚴重,包括物價指數上漲18.5%。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第二,對於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們說,大陸在前幾年改革中把許多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對有些產品實行雙軌價格,使市場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績是顯著的。由於去年通貨膨脹加劇,聽說要放慢價格改革的步伐,並對一些價格實行管制。作為臨時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絕不能太長。有人強調價格改革要找時機,實際上不合理的價格不改革,經濟不能連續運轉,是永遠找不到人們想像的時機的。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 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對通漲的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問題,主要是金融赤字。解決金融赤字,關鍵是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並且隨著市場資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於增加居民的儲蓄,又抑制貸款的規模。從亞洲四小龍【152】的經驗看,很好運用利率手段,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聚集建設資金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舉例說,台灣五十年代初通貨膨脹很嚴重,超過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結果貨幣大量回籠,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兩位數以內。而居民儲蓄增長率五十年代幾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韓國停戰以後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通貨膨脹率很高,經濟也不穩定。1965年9 月,他們借鑒台灣的經驗,把儲蓄利率提高到34.5%,明顯高於通貨膨脹率的30%,使儲蓄增長率從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僅平息瞭高通貨膨脹,而且積聚了大量資金,加快了經濟發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經驗。

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

自從我看了蔣碩傑他們的意見後,在1989年春天我就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雖然我們1988年想加快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應該的,但是思路不對。當時我們的思路不是走放開的方針一一逐步地、進一步地放,而是通過國家調整價格的辦法理順價格,這樣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這樣還是很難解決物價扭曲的問題。而且政府定的價格也很難和市場一致,這樣根本達不到目的。那時應該是繼續前進,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方針。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的發展,這個步子要加大。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出現物價上漲,那就要一是同時對工資進行調整,二是實行儲蓄保值或提高儲蓄利率使人民的儲蓄不會貶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價改革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使我對物價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們堅持貫徹“軟著陸”方針,把信貸規模、基建規模控制住,同時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政策,就可以把放開物價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由政府定價過渡到由市場形成,從根本上解決商品價格的嚴重扭曲,並大大減少價格雙軌製所帶來的消極作用。

我於1989年3月25日看了蔣碩傑博士等人的意見後,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並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九、揚長避短發展外貿

第九個問題。我國多年來經濟建設效果不好,費力大,收效小。除經濟體制的原因外,閉關自守,自給自足,國內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絕對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農業來講,農業如果效益好的話,首先一條原則,就是因地製宜。這塊土地上適合于種什麼就種什麼。但長期以來,我們不能這樣做。

有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當時我還在四川工作,帶了一個代表團到歐洲訪問。去了英國、法國,回來路過希臘,還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國南部地中海沿岸,這是世界有名的、經濟很發達的地方。但這裡氣候很乾旱,而且夏季不下雨。這種情況按我們的思維方式,為了種糧首先要改天換地,大興水利。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種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種作物,在此基礎上就釀造成了享譽世界的法國葡萄酒,農民相當富裕。又如在英國,看到東海岸小麥長得很好,而西海岸全是種的草。那時我們第一次出國,感到很奇怪。一問才知道,東海岸日光充足,適合種小麥;而西海岸陰雨綿綿很少見到太陽,種草卻非常好。他們就在這裡發展畜牧業,養牛、搞牛奶加工。回來的路上到了希臘,使館的同志陪我們到丘陵地區看了一下,這裡很乾旱,而且夏季沒有雨。如果按我們的思維方式,農業生產條件很艱苦,就要學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綿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們沒有這麼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種橄欖,榨橄欖油,農民生活水準還很高。他們為什麼能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是封閉的,靠對外貿易,發揮自己的優勢,他們的東西出口,需要的東西就進口。

1981年我已經到了北京,有次去蘭考縣【154】與農民座談。那裡是沙土地,非常適合種花生,而且產量很高。但由於“以糧為綱”【155】,糧食要自給,不允許種花生,只好種玉米,而產量卻非常低,農民對此意見大得很。再說山東的魯西北,主要是鹽鹼地,這種鹽鹼地除少數嚴重的地區外,很適合種棉花,其產量還不很低。但多年來不允許他們種棉花,只能種糧食。結果越是強調種糧食,糧食產量越低,農民越沒飯吃;越沒飯吃越強調種糧,惡性循環。

1983 年我和山東的同志談過,魯西北是不是可以種棉花?他們說,那當然好,問題就是沒有糧食。後來和他們商定,魯西北改種棉花,把棉花賣給國家(當時國家大量進口棉花),由國家供給他們糧食。結果僅僅過了一、兩年,那裡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產。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災”,賣不出去了。那裡農民收入很快提高,農村情況也大為改觀。因為種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後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鹽鹼種小麥的地,因為有了肥料,產量也大為提高,兩頭都好。當地那時有一首民謠:一畝小麥吃飽飯,半畝棉花做貢獻。過去一畝半地種小麥還吃不飽,現在一畝就夠了,而且還把棉花賣給國家。

山東、蘭考之所以能做到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是因為我們實行了開放政策,從國外進口了大批糧食。那幾年每年進口千萬噸。農業只要做到適于種什麼就種什麼,什麼效益好就種什麼,農業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開放,什麼都自給自足,把自力更生絕對化,這一切也就談不上了,這種情況全國比比皆是。多年來農業費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鍋飯,再一條恐怕就是自我封閉,不能因地製宜,結果事倍功半。多年來把那些不適合種糧食的土地硬要種糧食,因此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夠因地製宜,就不需要統統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了。而已經修了的水利設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會大為提高。

再說工業。別的不講了,只講這麼一個例子。多年來我們搞工業都強調“不搞無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從原料、從頭搞起。比如辦鋼鐵,首先就要找礦、選礦,還要搞焦煤,再修鐵路,然後煉鐵、煉鋼、軋鋼,再造各種機器設備。但我們是個貧礦國家,礦石含鐵量不高,用很多礦石才能煉一噸鐵。我們的鐵礦、煤礦主要在西部,因此要從很遠的地方運送原料。這樣,我們搞一個煉鋼廠週期要多長?建設規模要多大?投資週期要多長?資金回收率多慢?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學聰明了,礦石乾脆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這些國家都是富礦,價格也便宜,而且用船運要比國內的火車便宜省事多了。還有沿海的一些城市乾脆從後面搞起,先搞軋鋼,鋼錠從哪裡來?進口。一軋鋼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銷售,資金很快收回來,然後再往前搞煉鋼,沒有生鐵也是從國外進口。這樣建設週期短、資金回收快,條件就是要開放,要進行國際貿易,進行交流。過去我們這方面確實是費了老大的勁,但是經濟效益實在是差。後幾年為什麼發展這樣快?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化纖也是個問題。過去要搞化纖,就得先搞石油,搞煉油,然後搞出化纖的原料,然後再抽絲。後來有些化纖廠,乾脆從抽絲開始搞,由後向前搞。1981年大調整時,我們進口了一套石油化纖設備,從原料到抽絲,後來下馬了,當恢復重新上馬的時候,我們聰明了,先從抽絲開始搞,從最終成品開始搞。江蘇儀征化纖廠就是這樣搞起來的,很快搞起來,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後再接上去了.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五)

所有這些都說明,有了開放才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以己之長通過貿易來補己之短。所謂揚長避短,必須搞貿易,融入國際市場進行交換。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民族,總有他的長處。窮也有他的優勢,勞動力便宜,這就是很大的優勢。勞動力便宜,國際競爭力就強。進行國際貿易,就可以拿我的長處來補我的短處。如果閉關自守,萬事不求人,結果就不是揚長避短。過去我們吃這個虧實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閉關自守,不融入國際市場;如果不通過國際貿易揚長避短,這個國家必定落後,根本不可能現代化。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在開放的問題上對引進國外技術,引進國外資金,引進國外經驗講得比較多,因為這些年我們得益很大,但是對通過貿易來揚長避短,通過貿易來發揮自己的優勢,似乎講得沒有那麼多,而我認為這個問題關係極大。十多年來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得益於這個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沒有進出口貿易的擴大,我們的建設是不可能這樣快的。


十、農村包產到戶

第十個問題,關於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

首先,誰也沒有料到,包產到戶會有這麼好的效果,會引起那麼大的變化。原來誰也沒有打算在全國農村,或者在大部分農村都搞包產到戶。這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認識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修改和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在經營管理這一條中,仍然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外,也不要包產到戶”。由原本“不許”,改為“不要”,這是根據我的意見寫的。總的說對包產到戶仍是不贊同的態度,只是口氣稍微鬆動了一些。

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是先在貧窮地區由群眾自發搞起來的,記得首先搞起來的是安徽、四川兩省。允許在貧窮地方搞包產到戶,當時爭論並不大。因為一是在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曾希聖【156】曾經在安徽搞了責任田,我也在廣東搞了聯產責任制,河南搞了藉地,河北張家口搞了包產到組,還有其他地方有各種形式搞了包產到組、到戶。所有這樣搞的地方,結果都增了產,緩解了當時的嚴重災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產到組、到戶可以增產,可以緩解暫時的困難。另外由於“文化大革命”結束,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人們顧慮少了,敢於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

當時我曾設想全國農村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地區,但這個想法沒有正式地在會上講過。一是集體經濟比較鞏固,生產、生活水準比較高,集體家當比較大,或社隊企業比較發達的地方;二是中間狀態;三是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群眾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的地方。我認為第三種地方群眾迫切要求包產到戶,這是迅速改變這些地方飢餓和半飢餓狀態的最有效辦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後,在一次會議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約一億人口的農村貧困社隊實行包產到戶,這是安定農村、關係農民休養生息的一項大政策。當時還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對第二種地區,是否搞包產到戶,我認為還可以看一看。至於第一種地區,我當時也不認為他們有包產到戶的要求。

黨內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是由第三種地區向第二種地區擴展時趨於明顯化的。反對的人認為這是方向問題。胡喬木就要我注意這個問題,他說安徽的包產到戶已由淮北擴展到淮南,連魚米之鄉的蕪湖也搞了包產到戶。他明確表示反對態度。李先念有一次從江蘇回來,藉反映江蘇省委的意見,反對安徽包產到戶。王任重一直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他曾任中央農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所謂洛陽來信,批判包產到戶、包產到組。陝西反對放寬農村政策,反對安徽、四川的農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們就在報紙上連篇累續地發表批判文章。

當時華國鋒【157】也不贊成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他認為農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時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曬場、運送,沒有集體勞動流水作業不行。

陳雲沒有直接表示過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有一次他派人問我,說南方收穫季節往往遇上陰雨,如果不及時翻曬,穀子容易發霉,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我了解一下以後告訴他,包產到戶以後這樣的事比以前更好辦了。他沒有再說什麼。在各省市主要領導人中,楊易辰【158】是一直堅持反對包產到戶的,在中央召開的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當不少省的領導人表示贊成包產到戶的時候,他講了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意思是你們即使都搞了包產到戶,我黑龍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他與項南【160】分歧很大。還有陝西的馬文瑞【161】,他不准關中地區搞包產到戶。河北的金明【162】、李爾重【163】,也不贊成包產到戶。李爾重調河北省以前在陝西省工作時,當全國不少地方在放寬農村政策的時候,他卻搞什麼由生產隊核算向大隊核算“升級”。

包產到戶之所以能在全國推開,與鄧小平的支持分不開。在中央領導層中推廣包產到戶之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阻力,與鄧的態度有很大關係。他雖然就這個問題直接講話不多,但對我和耀邦、萬里的意見一直是支持的。對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他聽後表示非常高興。1981年山東東明的一些災區農民聯名給鄧小平寫信表示感謝,說包產到戶的政策使他們有了飯吃。鄧把這封信批轉給中央各位領導人。鄧還對我說過,他對徐帥反對包產到戶不以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蘭考和山東東明【164】等貧困地區,親自看到了和聽到了這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當地幹部、群眾對此的熱烈反映,給我留一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幹部反映說,群眾要求讓他們再搞三年包產到戶,我當即表示可以答應。雖然我當時沒有改變過去把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的看法,但我內心感到對這個問題要重新加以認識。回京以後,我把這次所見所聞告訴了鄧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產到戶有利於恢復生產,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尤其是在那些貧困地區或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的地區,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經濟能否使農村生產力得到持續發展,卻是一個不能不令人懷疑的問題。所以,我們一直認為,在那些生產比較穩定,農民生活也過得去,且年年有所提高,特別是已經有了相當數量集體財產和公共設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產到戶,會不會連原來的水準也維持不了?能不能進一步發展,就更難說了。這樣的疑問是有的。但各地包產到戶以後所顯現出來的巨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卻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漸考慮應該把包產到戶的優點引用到貧困地區以外的中間地區和富裕地區。

全面推廣包產到戶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分戶承包的積極性和發展商品生產的需要和規模經營的優越性結合起來,使它不致成為分散的小農經濟。對這個問題我也曾有過一些設想。我曾非常重視個體專業承包的形式,這個問題最終是廣大幹部、群眾在實踐摸索中解決的。這就是後來總結出來的,個體承包與雙重經營【165】相結合的體制。

另外,農村個人專業戶的興起,也是個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歐考察的時候就看到,西歐許多農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並不大,不少是很小的農場主。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通過參加某種合作組織去解決,效果同樣很好。特別是在瑞士這樣一些地方,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開始改變了過去那種大農業就要規模大的認識。因此我相信農村實行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走回頭路 回到小農自然經濟。我非常重視從農業和農業種植業分離出來的農村專業戶的形式,因為它既體現了分工分業,又具有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與一定的規模經營,不同於過去農村的家庭副業。早在四川工作時,我就提倡過、推廣過經濟作物、魚塘、花卉、藥材等作物,承包給有技術有經營能力的人。後來我又到全國很多地方訪問過這種養雞、養褚、養奶牛和農產品加工以及縫紉等專業戶。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時我就說過,農村的個體專業戶是農村商品經濟的萌芽。

把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166】改變為農戶的聯產責任制,即包產到戶,是一場大的變動,大的革命,前後不到三年就順利完成了。我感到這是我國過去所有進行過的大運動、大變動中,最為順利、最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數領導人、大多數幹部持懷疑甚至不贊成的情況下開始的。但整個過程並沒有因此處理過一個人,也沒有公開批評過一個領導幹部。當然到了後期,即兩年以後,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強行糾正群眾搞包產到戶,這受到了制止。

隨著自下而上的包產到戶範圍越來越大,其顯示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除極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領導人和幹部都逐漸放棄了原來的立場,由反對轉為贊成。這也是這場大變動中非常大的特點,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經驗。在這場大變動中,中央採取一條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統一下命令的方針,搞還是不搞,怎麼搞,允許各地自己去選擇,既允許走陽關道,也允許走獨木橋。但各地領導對群眾自發搞包產到戶的,不要去壓制,不要去糾正。同時,中央以很大的關注,對包產到戶進行總結指導。採取這樣的方針,事後證明好處很大,它並沒有阻止這場變動的速度。由於給了各地領導和幹部一個選擇的時間,一個從不自願到自願的時間,使這場大變動建立在充分自願的基礎上,大大減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負作用。這證明有了一個選擇的時間,有了一個認識包產到戶這種形式優越性的時間,也就為各地提供了尋找把包產到戶這種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相結合的時間。所以整個變動由貧困地區到一般地區,再到富裕地區的發展過程,就是包產到戶這種新生事物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所以我一直認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對農村那場生產關係大變動的指導,是有許多經驗值得重視的。

前面講到我非常重視專業承包到戶、到組這種形式。我的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會議紀要上。這個紀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轉發全國。這個紀要指出,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就是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的條件下分工協作,擅長農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長林牧副漁工商各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業,各業包產分別到組到人到戶。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個人承包的積極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戶的小農自然經濟。但這個想法並沒有實現,脫離了實際。因為當時農村商品經濟尚未得到發展,多種經營、工商各業剛剛開展,分工分業還不明顯。加上人們多年的習慣、觀念,因此除了出現一些從事多種經營的專業戶或少量種糧大戶以外,農村耕地大部分還是按戶按人平均承包的。當時這樣做還是適合農村經濟發展水準和生產力發展狀況的。這樣做的結果,並沒有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障礙,相反還是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當然,這種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長期下去,那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勞動效率低下的狀況。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多種經營和農村工業的發展,農村勞動力的分工分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土地的規模經營,必然要歷史地提到議事日程上,其形式當然不是回到過去五十年代那種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適合的形式是家庭農場主那樣一種形式。適應這種需要,應當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租賃,並允許繼承,使農村最重要的生產數據 土地 進入市場,並給予法律的保障。這恐怕是農業進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


十一、探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關於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經過對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地較長時間的考察,同當地縣、市、地、省幹部座談,又同中央有關部門充分交換意見,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主要內容是:沿海將近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在戰略上應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加快沿海經濟發展。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沿海地區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和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品。

(二)要兩頭在外【167】,大進大出,資金、設備和產品銷售放到國際市場上,即從國際上進口設備、原料、材料,引進資金,在國內加工生產,然後銷售到國際市場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隨進隨出。

(三)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要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作用,使之成為生力軍甚至主力軍。這就是說,充分強調鄉鎮企業的作用,通過鄉鎮企業這種形式,走出一條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把沿海地區農村大量勞動力,轉入外向型經濟,轉向國際市場。

(四)為適應這種轉變,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中的統一收購、統一出口的做法。凡能從事外向型生產的單位和企業,或從事進口、出口的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放開經營。

總之一句話,就是把沿海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這裡的生產,這裡的企業,推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和競爭。

提出這麼一個戰略,使沿海地區自覺實行這樣的轉變,實行這樣一個新的方針,首先是有國際的機遇。因為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仍在繼續。隨著一些工業國家,或者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勞動費用也提高了。他們逐步把勞動密集的這一部分生產轉移到勞動費用比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去。這一過程其實很早就開始了。二次大戰以來,就是這樣滾動式的轉移。從亞太地區來說,首先是美國把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製造業轉移到日本。日本利用這種機遇發展起來了。然後美國、日本又把這一部分生產、製造業轉移到四小龍那裡去。隨著四小龍經濟的發展,日本、四小龍正在把這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從世界範圍也好,從亞太地區也好,是不會終止的。這種經濟結構滾動式的轉移對不發達國家確是一種機遇。過去由於我們閉關自守,不開放,又實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體制,資訊也不靈通,所以好多次機會都錯過了。現在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

同時,我們沿海地區又確實具有利用這種機遇的條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礎設施一般來講比內地好,中國勞動力充足,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素質、即文化技術方面也比較好。沿海地區接近國際市場,而且總的講這裡有發展商品經濟的傳統,對國際市場容易適應,既有機遇又有條件。只要我們清除思想上、規章制度上的障礙,有適當的政策去引導,沿海一定會很快發展起來。如果不走這條路,那麼沿海地區將愈來愈陷於困難的境地。因為沿海搞外向型經濟比內地有優越條件,但是如果還按過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資源。雖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沒有資源。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靠國家投資發展西部資源,再遠途運輸到沿海加工,這條路再也走不通了。現在內地省份再不願把資源廉價賣給沿海省份去加工,內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所以今天沿海地區是不是實行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性問題。實行這樣一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遲地帶動內地經濟的發展。沿海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技術提高了,生活水準提高了,它也要不斷地進行結構調整,逐步把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內地,使自己登上一個新台階,也給內地經濟一個機會。沿海經濟發展了,內地人還可以去就業。沿海發展戰略不僅會大大促進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必然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是從經濟上說,從政治上講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國家多年來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機會均等,使沿海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內地經濟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上海解放前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水準非常高的大都市,高於香港,更不要說新加坡、台灣。但是幾十年以後,上海破舊了,大大落後於香港,落後於新加坡、台灣。這就給人們帶來一個問號,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在哪裡?儘管我們內地的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整個比香港、新加坡、台灣都相差甚遠。如果中國有一塊地方,特別是上億人口的地方,經濟能像他們那樣快速發展,那情況就大為改變,人家就不會說社會主義制度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從政治上考慮,將來對收回香港,收回澳門,對台灣與大陸的統一,都會減少那裡人們的懷疑和顧慮,增加那裡人民對回歸祖國的熱情。


總之外貿潛力很大。過去我在廣東工作期間就想過,如果允許一個企業,一個地方,他們自己進口原料加工出口,這真是一本萬利,至少是一本幾利。國內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產出口產品,常常是因為沒有好的原料,產品出不去或者檔次上不去。如果能進口原料,進口材料,企業機器開動了,產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換回它所需要的東西之外,手頭還賺了外匯。這種情況最早在廣東實行,叫做週轉外匯,那時只是給地方,沒有給企業。如給廣州市若干外匯作為週轉,它可以進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進養出。這樣一年可週轉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當五美元來用。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過去有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給中央寫過報告,提出把外貿搞活,以進養出。我們在廣東就試著採用這個辦法。在外貿部長葉季壯【168】同意下,實行外貿包干,即進口多少東西,再出口多少東西,賺來的外匯,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廣東經濟恢復比較快,除其他原因外,這樣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時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貿方面有很大潛力。關鍵是我們的體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不是沒有機遇,不是沒有機會,不是沒有可能,而是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業考察,也遇到這種情況。天津有許多輕紡工廠,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設備也沒法更新,很難進行生產。那時正是調整時期,許多工廠被迫停產。我和他們商量,可不可以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他們認為當然好。當時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後來因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開放以後,從1981年到1984年,廣東開始發展起“三來一補”【169】,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等等,都是利用國內的設備和勞力,來樣加工,來料加工,然後產品出口。雖然當時是比較低級的,但水準很快就提高了。廣東這個地方,特別是東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帶,他們發展得很快,開始就得益於此,是用這種辦法起步的。開始,香港商人到那裡,就試行三來一補,逐步逐步就把生產設備轉移到國內,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內。廣東搞了以後,福建、山東、浙江、江蘇也都這樣搞起來,效果都是好的。所有這些都一再證明,沿海地區的有一個優勢有待我們去認識,去發揮。當然,改革開放幾年來沿海地區實際上都在這樣做,但從整體上作為一種戰略,使沿海地區更自覺地向這個方向發展,就必須提高到戰略上來認識,來部署。這就是當時為什麼提出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長期觀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認識,是改革開放十年經驗的啟示,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沿海經濟的需要。

這裡有一個問題,我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國際大循環”觀點相同?有人以為我是受這篇文章的影響提出來的,國外有報刊說我是主張“國際大循環”的。王建同志當時寫的是文章還是建議,我不記得了。內容我看過,還批給計委和有關部門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國際大循環”觀點和我的沿海發展戰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但這兩者出發點不一樣,思路不一樣,內容也不一樣。他主張中國發展輕紡商品出口,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用以出口,換取資金,換取設備,也即進行資金積累,然後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和化工工業等基礎工業。他這個設想我沒有詳細研究過,可以說是一種思路吧!我不是這個意思。


十二、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幾種不同意見

再談一下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也是對外開放問題。1987年冬天,我經過對沿海地區一個時期的考察以後,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在考察中我覺得根據當時國際市場的情況,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發展得更快一些。因為國際市場的規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總是向著勞動資源多而費用低的地區轉移。一些發達國家相應地進行產品調整,轉向更多知識密集、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產品。這樣就給發展中國家一個機會,這幾乎是一種趨勢,而且也是一種規律。日本曾經走過這樣的路,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以及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是走的這條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龍的經濟就是這樣起飛的。

我們沿海地區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這些地方不但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也好,比那些發展中國家還是要好。這裡交通方便,資訊靈通,人們國際競爭、市場競爭的意識也比內地強,反應靈敏。而且這裡基礎設施也比較好,輕紡工業生產能力比較大。過去四小龍走過的路,我們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走。這樣做將大大加快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當時提出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區一億到兩億人口推向國際市場,去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和競爭,發展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即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同時從國際市場取得原料和生產資料。因為我們沿海地區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產出口商品而擠佔國內的原料,這會引起國內緊張,東、南部與中、西部地區發生爭奪原材料問題,使全國經濟發生不穩定。
只要我們進一步開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于大進大出,不利於沿海地區向國際交流的清規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發展戰略提出後,小平非常支持,給予高度評價,幾次講,要我們抓緊時機,堅決地幹,大膽地幹,不要貽誤時機。一些沿海地區也很擁護,非常積極,他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也有不同意見,姚依林、李鵬他們有顧慮。因為那時全國還在繼續解決經濟過熱,實行軟著陸的問題。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會不會重新熱起來?其實這個顧慮是沒有必要的。所謂經濟過熱,不是簡單的速度快和慢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消費基金過於膨脹,因而造成貨幣流通量過大。沿海按上述戰略發展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首先他們不需要大量投資;其次他們的產品會很快銷售出去;第三是從國外進原料。四小龍的經濟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正是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候,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同時進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連續起飛好多年。同時通貨膨脹也降下來了,經濟越來越穩定。中國地方很大,各地情況不一樣,我當時考慮,過去我們往往從全國一盤棋考慮問題,而忽視了地區的優勢和特點。譬如沿海地區經濟本來可以發展快而又不存在過熱的問題,但由於我們全國強調快而造成經濟發展過熱的問題,因為要控制過熱就限制沿海地區的發展,使沿海喪失了時機。多少年來我們都是這個樣子,要熱全國一齊熱。一強調穩定,一強調調整,所有地區都冷下來。沿海就是這樣多次失去了發展的機會。所以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由於沿海有特殊的好條件。因而我們實行與全國有區別的發展戰略,才能發揮它的優勢。從全國來說,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這種優勢,其他地區就不能實行像沿海這樣的戰略。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接受過去的歷史教訓。

第二種意見,是來自幾位老人的擔心,如陳雲就有這種擔心。他說:“你講這個如果能做到當然好,兩頭在外當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進口原料大家都贊成,也容易,問題是進來以後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匯怎麼平衡?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我們有這樣的條件,四小龍可以做到我們怎麼就做不到?我們怎麼就不能去競爭呢?我認為這裡主要有兩個障礙,一是外貿體制問題,一是國有企業體制問題。實行沿海發展戰略,首先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一定要讓外貿自負盈虧,要給外貿企業進出口很大方便。我當時的說法是,能夠大進大出,隨時進出。如果像過去官僚主義層層審批,層層限制,許多產品就不能及時出去。外貿體制要為大進大出,隨時進出開路,掃清障礙。再一個就是企業體制問題,也就是國有企業如何改革的問題。“大鍋飯”、“負盈不負虧”,改起來不那麼容易。所以我當時首先強調發展沿海的鄉鎮企業。沿海鄉鎮企業機制靈活,好伺候。我調查過許多出口的鄉鎮企業,他們交貨非常及時,又注重質量,很有信用。

第三種意見,主要來自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和計劃、外貿等經濟主管部門。他們認為四小龍地方小,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人這麼多,生產出來的東西能不能賣出去?這個問題應該這樣看:國際市場是在不斷調整的、競爭的關係中變化的。只要你產品質量好,費用低,就能擴大自己的份頷。這不是凝固不動的,相互所佔份額是會變動的,要靠競爭。所以發達國家就不搞勞動密集的產品了,進行產業調整。新興國家經濟起飛以後,勞動費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們這方面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如日本就把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到四小龍,現在四小龍在這方面也不佔什麼優勢了。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勞動資源優勢非常大。至於將來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好辦了。只要先從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資金積累,技術也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在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的產品上進行國際競爭。那是今後的發展問題,顧慮是不必要的。現在是剛剛起步,何必杞人憂天?何況也不是一下子兩億人馬上跑到國際市場上去。這有個發展過程,我們現在才開始嘛。

還有一種意見,屬於大國的架子放不下。過去我們因此在經濟上吃過許多虧。這種意見認為,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強調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怎麼靠鄉鎮企業出口?我們應該組織大企業集團,搞高精尖的產品出口。這完全是不從實際出發,離開了我國的現實。我們現在出口的是什麼東西?有勞動密集的輕工產品,但主要是農副產品,很多是原料,連產品都談不上。我們強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靠鄉鎮企業出口,並不影響骨幹企業搞高精尖。但我們終究是發展中國家,你再強調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決沿海勞動力出路問題。我們先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出口,經濟搞活以後,反過來更有利於促進我們國家出口高精尖產品、出口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當然他們的意見也有點道理,我也一直強調這個問題:我們沿海地區科技力量雖然不如發達國家,但比一般發展中國家強,這是我國的特點。所以強調沿海地區的科技部門要和鄉鎮企業結合,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鄉鎮企業勞動費用低,機制比較靈活,再儘可能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生產出勞動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結合的產品,這當然更好了。

還有一種意見,主要是來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國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觀經濟計劃的同志。他們認為,沿海已經發展比較好了,差的是內地。為什麼還要大力發展沿海,是不是會擴大不平衡?內地有的同志說,發展沿海是錦上添花,為什麼不雪中送炭?其實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僅對沿海有利,也肯定會帶動、推動全國經濟,包括內地經濟的發展。很明顯,沒有沿海的發展,內地怎麼能有那麼多人到沿海就業。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了,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經濟規律,勢必在中國在滾動,逐漸向勞動費用更低的地方轉移。沿海地區勞動費用逐漸高起來,它也要進行產業調整。不能齊頭發展,只能互相推動促進。齊頭,誰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國的一塊地方,他們優勢發揮了,對全中國、對中部西部地區都有利。從整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首先發展沿海地區的優勢是必要的。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發展沿海地區戰略提出後,政治局還是通過了,並且在全國實施。雖然“六四”以後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實上沿海地區在繼續走這條路。沿海地區所以經濟繼續發展,國家在短短幾年內大量出口,外匯年年增長,總起來已經有了很大的外匯儲備,不就是按這條路子走出來的嗎?當然,“ 六四”以後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覺、更有力地推行這一戰略終究受些影響。各個地區情況也不盡相同,凡是仍然自覺推行這一戰略的,發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那麼自覺或者有點猶豫的,就差一些。

這裡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會見台灣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 【171】先生。在談話中我問他,你們台灣不簡單,地方那麼小,外匯儲備就有幾百億?他說,這不難,你們只要按現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開放,發展對外貿易,不用很久你們就會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台灣能做到,大陸也一定能做到。他講得很樂觀、很肯定。那時我對他這麼樂觀的估計,還有點半信半疑,會那麼容易嗎?現在看來確實是這樣,也不那麼難嘛!關鍵是要實行開放,我前面講了那麼多,就是說明一點,只要改革開放,我們經濟就能夠很快發展。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六)

十三、探索反腐敗的道路

關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這是1988年形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把反腐敗、廉政建設的問題作為一個契機,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為藉口恢復舊體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1988年春節我在廣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開放中發生了不少權錢交易這類事。不能說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但也應該承認,這同經濟轉型時的環境有關係,不能迴避這個問題。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認為解決腐敗問題非常重要,不注意會給反對改革的人一種口實,人民群眾也不滿意,後果很嚴重。鑒于這是新形勢下產生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老辦法。首先要研究清楚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比如香港這個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敗非常嚴重,執法部門很腐敗。七十年代搞了一個廉政公署,有個電視片叫《廉政風暴》。這以後腐敗的情況就好多了。這是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發生的,後來文官、警察素質提高了,相應的工資待遇也提高了,情況就變了,現在的香港警察同過去大不相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就會出現錢權交易。隨著經濟的發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況就好了。東盟國家就有類似情況。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應該搞得好些。現在搞市場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乾淨,但無論如何不能使腐敗氾濫。這個基本的想法要著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試析大陸的腐敗》。這篇文章倒是對大陸的腐敗作了一些系統的研究。我專門把它轉給鮑彤,並寫了幾句話,說這是一篇專門研究腐敗的文章,我覺得我們很需要組織一個小組專門對腐敗問題進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對策,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認為這個問題要系統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用老的辦法是不行的。如果為了防止腐敗放棄改革開放,因噎廢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辦法,用殺幾個人來解決問題,也不行。

這種腐敗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一方面過去舊體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產生了這個問題。所以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根本上是必須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譬如權錢交易,現在經濟搞活了,有了商品經濟,有了市場,許多企業、單位要參與市場競爭,但權力卻仍然壟斷在政府部門手裡。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轉軌,還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東西。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能得到掌權機關的照顧,就能以不平等的條件與別人競爭而獲取暴利。又譬如通過一些主管部門把計劃內物資變為計劃外物資,即用計劃價格從物資部門取得商品,以市場價格出售,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利潤。再如誰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產品或進口某些商品,他們利用這個差價就能獲得暴利。在上述情況下,官商勾結,金錢權利交易,使一些部門、單位以不平等競爭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來進行賄賂。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深入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能下放、應下放的權力儘量下放,進一步解決權力壟斷和權力集中問題。這樣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的土壤就減少了。這類的問題根本上要從改革中解決。

還有制度化問題。商品經濟需要有相應的制度。稅務所、公安派出所、銀行營業所等等,各種各樣的基層執法單位,如果辦事規則公開,辦事結果公布,提高辦事透明度,使人民知道,那麼徇私舞弊的現象就會減少。譬如說黑龍江有個地方,那裡銀行的農業貸款每年公布,貸給誰,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這樣就得到人民的監督,讓人民參與。辦事愈不公開,愈容易作弊。反腐敗應該在制度方面建設。當時北京市東城區在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興趣。還有河北的一個縣,也很受人民擁護。

反腐敗從根本上說,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初期往往貪污盛行。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另方面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官員行為得不到監督。沒有輿論監督,執政黨沒有監督,官員很容易腐敗。隨著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多元化,廣大人民的參與,實行輿論監督,情況會逐步得到改變。像東盟一些國家情況就是這樣,台灣地區也類似。隨著經濟基礎變化,上層建築也相應改革,政治建設要跟上去,主要是解決透明度和人民監督問題。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問題、法治的問題。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必須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證的,法律規範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執法不能獨立,各種干擾不能排除,那也很難辦。這裡有個法制建設的問題,有個司法獨立的問題,黨政不能隨便干預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書記處會議上我都提到了。

以上就是我當時對反腐敗問題的考慮。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視,二是不能用老辦法來解決,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我在1988年3月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對反腐敗有過詳細論述。“六四”以後李鵬他們在批判我的時候,說我講改革開放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說我對腐敗採取放任態度。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事實是1988年反腐敗在我腦子裡佔著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88年3月十三屆二中全會、6月政治局會議,我都講了反腐敗問題。在這期間我還開過多次座談會,專門聽取基層的經驗。我是在積極探索反腐敗的問題,想找到一條真正解決腐敗問題的道路。我說過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初期往往發生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比他們做得好。李鵬他們斷章取義作為我的一條罪狀,真是毫無道理。

現在看來,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何對這個問題做科學的分析,弄清產生的原因,正確認識它,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還是認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和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是連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設、幹部制度、公務員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開的。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7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幫”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毛澤東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為毛澤東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澤東親自委以重任。毛澤東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跋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毛澤東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文革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鄧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國民收入要實現翻兩番,就是要增加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受到毛澤東賞識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批判“右傾保守”,主張“生產戰賤上”“大的躍進”。把“大躍進”作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迫使各行業紛紛制定不現實的增長指標,普遍虛報各種產量特別是根食產量,直接導致把農民的口糧作為“餘糧”的大規模的掠奪式的“徵購”。1959-1961三年餓死的人數(主要是農民)歷來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般估計,當在3000萬-4000萬人之間。“大躍進”成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走向大災難的里程碑。

【115】劉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116】周恩來(1989-1976):江蘇淮安人。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文革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文革後盡力緊跟毛澤東,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稱是“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於1979年3月。1980年撤銷後,由以趙紫陽為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取代。

【118】指趙紫陽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記,尚未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中共中央實際領導經濟工作的機構。趙紫陽任組長,成員余秋里、方毅、萬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趙紫陽(組長)、李鵬、姚依林、田紀雲、張勁夫、杜潤生、安志文,秘書長張勁夫,顧問呂東、杜星垣、李東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121】“馬鞍形”,本義指下降以後又上升。但在中國當代政治詞彙中,“馬鞍形”是個貶義詞,意即經濟建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1958年,毛澤東用“馬鞍形”一詞來打擊堅持計劃指標文須切合實際的周恩來和陳雲。

【122】 “剪刀差”主要是蘇聯式經濟發展模式中從農村轉移財富用以秋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國,政府從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價格(低價)購入農產品,然後將工業產品以國家規定的價格(高價)銷到農村,其結果,就是製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對農村歧視政策的結果,也是中國城鄉差別的根源之一。

【123】“統購”和“派購”都是國家以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指令性計劃指針。“統購”是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這三種最重要的農產品而言;“派購”是對生褚、烤姻、黃麻等次重要的產品而言。

【124】但實際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題直到今天並沒有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農戶私有,是對中國農民具有極大號召力的政策。一般認為“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國共雙方都曾經表示過贊成。中國政協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曾提倡 “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國民黨政府後來在台灣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國大陸,不久被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產到戶,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實亡了。因為根據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必須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勞動,集體分配。而包產到戶則是以農戶為單位勞動,以農戶為單位收穫。本來,“分田單幹”是更明確的名詞,但在當時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詞尚未取消的情況下,“包產到戶”是更容易被黨的領導層接受的一種說法。必須指出,“包產到戶”並沒有恢復到土地私有制,沒有破除中國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謂國有製和集休所有制)。

【126】公糧是指農民鈴須以糧食作為向國家無償上交的農業稅。這就迫使農民,除經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當數額的土地投入糧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適合於種植其他作物。餘糧,是指農民當年收穫的糧食,在無償繳納農業稅後,凡屬超出家人口糧的部分,一律鈴須以低價賣給國家。必須指出,第一,農民的口糧標準由政府核定,實際上往往是免於餓死的最低標準;第二,在不存在糧食市場的大前提下,農民只能把僅有的糧食全部以低價“賣”給國家,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127】所謂“一刀切”、“剃平頭”,就是在“壓縮指標”時,把壓縮的任務按照同樣的比例,分配給各地區各行業,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壓縮。這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期間每逢需要減速(或加速)時,編制計劃確定指標的基本方法。

【128】鄧力群(1915-):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29】“租界”是指鴉片戰爭以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國的領土上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免除中國本地法律司法權)的外國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東榮成人。1975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5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起,兼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管對外經濟事宜。

【131】指一些外國政府專門為了扶植本國工業而提供的低息貸款,條件是鈴須用於購買該國出口的設備,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也是最後的腐朽階段,其中一個特點是為不斷重新瓜分市場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戰爭的階段。

【133】例如,外匯的融通、物資的交換、價格的浮動,獎金的發放,科研人員到工屍兼取,狀事第二職亞等等。

【134】胡喬木(1912-1992):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縣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員,繼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任期中領導了全國先行的廣東省的改革開放。

【136】中共十二大於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報告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37】“保四爭五”意思是保證增長4%,爭取增長5%。

【138】團拜會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例行春節集會。

【139】 “四化”即衣亞、工亞、國防和科孛技木的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第一次提出四令現代化。鄧小平時代初期“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度成為“新時期的主要任各”,但逐漸被“翻兩番”和“小康”所代替。雖然不現實的“四化”目標是出於中共領導人急切希望發展經濟的願望,但也同時表現出“文革”動盪之後的中共領袖對經濟發展的鈴要過程缺乏常識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經濟事務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主管經濟的人經常給他提供資訊,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統地彙報情況和提出建議,他就指責別人向他下“傾盆大雨”,認為自己處在強迫簽字的被動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趙紫陽。

【143】阿爾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在中國工作八年,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重大影響。1984年12月,他再次訪同中國。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145】 “聯產承包責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項農村生產和分配制度的關鍵性改革;其實質就是“包產到戶”,取消集休勞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戶力自負盈兮的經營單位,從根本上瓦解了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沒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國計劃經濟的專用名詞,指無關國計民生大局的小雜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趙紫陽報告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148】作者記憶有誤。信中這一句的原文是:“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見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第535頁)

【149】“北戴河會議”是中共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會議。起源於毛澤東在每年七、八月之際,從北京遷居避暑勝地北戴河;以後北戴河成為中共領導人夏天聚會的重要場所。

【150】安志文(1919-):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151】蔣碩傑(1918-1993):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152】四小龍,指的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地區在20世紀60-70年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資和技衛,利用本地的勞動力優勢,經濟上取得了迅速發展。由於這些地區的“中華文化”背景,這種發展模式比較容易得到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153】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山村。農業合作化後,大寨以開山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貫徹“以糧為綱”的政策。毛澤東於1963年指示“農業學大寨”,作為全國農村統一實行的模式和政策。“農業學大寨”迫使許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糧食產量,強迫農民種植不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耗費農村勞動力興建效益低的改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蘭考縣位於河南省東北部。

【155】“以糧為綱”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業方面的標識性口號;是毛澤東親自提出的中國農業政策的基本思路。在這個政策下,全國農村傾其所有力量去抓糧食生產,釆取了許多毀林開荒,填海造田等破壞生態環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曾希聖(1904-1968):湖南興寧(今資興)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後,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量記工分”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以緩解農民的口糧危機。1962年被指責為“單幹”,受到批判和撤職。

【157】華國鋒(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158】楊易辰(1914-1997):遼寧省法庫縣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寧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160】項南(1918-1997):福建省龍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61】馬文瑞(1912-2004):陝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東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書記。

【163】李爾重(1914-):河北豐潤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

【164】山東省東明縣位於魯西南平原黃河南岸,是黃河入魯的第一縣。

【165】雙重經營是指個體經營和集體經營互相結合。即,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集體所有集體經營,另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個體所有個體經營。

【166】“三級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國農村施行的一種極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農業生產資料分別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組織所有;1982年隨人民公社的解體而消亡。

【167】這裡所說的“兩頭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場在外。即:進口原材料,加工以後的成品出口。

【168】葉季壯(1893-1967):廣東新興人。1949年起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169】“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時為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經濟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的作者。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

【171】張榮發(1927-):台灣澎湖人。長榮集團總裁。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十七)

第四部分
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辭職

下面談一下耀邦辭職的問題。

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面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撥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鄧小平面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反映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鄧的偏聽偏信,或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172】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3】的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小平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並講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於他感到在知識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認為胡耀邦是要負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是胡耀邦管的。這些問題胡耀邦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了,或者聽了胡喬木、鄧力群的資訊,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著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後決定和胡分手,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污染的風刮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捲土重來。不僅在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常生活領域,如女同志的發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範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文化大革命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衝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里宣布,經濟領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剎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邦對這場清除精神污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後,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後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後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污染,最後宣傳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場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也好,都多次採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心目中並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小平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說什麼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並沒有後退半步。1987年1月15 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174】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175】、胡績偉【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告他,並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面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後來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鄧小平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彙報(1984年的那次,胡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後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平1985年為什麼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致辭,沒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辭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干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洩自己的怨氣,對那些積極反對精神污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污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小平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清污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洩。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著胡的旗子反對鄧小平。但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認真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後到鄧那裡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耀邦為什麼不引起重視,為什麼那麼不認真,這在我腦子裡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己沒有錯,不願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採取迴避的態度。

總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著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清污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178】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179】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一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採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波【180】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稜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



接著,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麼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稜兩可。最後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後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佈置只傳達會議通過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的講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麼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

不過我要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這場爭論,對於鄧對胡的態度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下面我要講。因為在這之前,鄧已經作出決斷,把耀邦拿下來。不過當時打算採取平穩過渡,不是後來採取的方式,而是通過十三大來換人。所以這次會上鄧雖然對胡不滿,但對鄧要不要胡繼續做總書記,已經無關重要了。總之,主要是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鄧對胡也有些批評。比如說鄧認為胡處事不持重(在當總書記前鄧就認為他有這個弱點)。在外事上,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過熱,隨意答應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鄧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對日本,他去訪日本時,事先沒有討論就主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鄧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但胡作為總書記已經邀請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個人名義書信來往,還舉行家宴,鄧也不以為然,並批評說,中國從不搞個人外交,看來我們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還缺乏本領。這也是批評耀邦的。但我認為所有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係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麼。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係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182】的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象樣子,陸鏗藉恭維耀邦的手法,攻擊我們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於其他的事也沒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

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後來在香港《百姓》雜誌任總編。他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裡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採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佈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裡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麼談的,同什麼人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賬就表面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表示從大的方面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鄧力群在這個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而且拿出了一個修改稿,對原稿大肆刪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鄧小平的話。鄧力群這個講話和修改稿,鄧小平不同意。鄧說他雖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話,但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導到左的方向。但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後,耀邦通過秘書鄭必堅【183】來告訴我,他認為仍然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但大家意見這麼多感到很為難,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表示我原來也有現在需要不需要搞這樣一個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認為需要搞,我支持搞。對大家的意見,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爭取通過。我贊成搞,而且積極支持搞。後來這個決議幾經修改,最後通過了。

在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面講的對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上,陳雲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志不贊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是只在黨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雲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184】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毛主席說:“我們的體系是共產主義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胡耀邦同意,於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雲,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雲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于光遠【185】在場,鄭必堅是起草這個文件的,他們會記得這件事。

在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面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係。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設,過多地管經濟事務;說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不該熱衷於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是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難了。

十二屆六中全會開了以後不久,耀邦告訴我說,最近小平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十三大時鄧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由耀邦來接任這個職務,總書記由年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鄧對胡說,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志退下來。耀邦還說,他在鄧那裡建議總書記由我來接,因為我比他年輕一些,讓更年輕的人來接現在還不行。因為鄧從未和我談過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麼啊,是耀邦跟我說小平跟他說的,所以我不好講什麼。至於推薦我當總書記,我當時就對耀邦說,我多次說過在中央現在的領導人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槓槓的,總書記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個年齡線的,你不做怎麼叫我來接?要接只能由年輕人來接。我還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還接不了,時機不成熟,也可以考慮暫時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這樣也有利於培養年輕的同志。耀邦聽了以後認為我的意見可以考慮。我當時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不是什麼正式的談話,而是轉述鄧的意見,而且是他向鄧的建議。更主要是,因為我確實不願意做總書記,願意繼續做總理,把經濟改革抓下去。胡當時轉述鄧的講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平靜,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現。

十二屆六中全會以後,耀邦情緒很好,工作興致仍然很高。視察江蘇、視察上海,跑了許多地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報紙上作了非常顯著的報導。從他同我談話時的表情和他積極到各地視察,以及12月間我同他一起處理上海學潮,沒有發現他情緒有什麼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鄧同他那次談話,他只是理解為就是為了年輕化,鄧退下來,他接鄧,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很可能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完全沒有覺察到鄧對他的態度已經有了根本變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學潮。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小平。他於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裡,就學潮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方勵之【186】、王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學潮他主張採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採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鄧這次講話的記錄稿,當時就印發到一定的範圍,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裡開會,我大約10點鐘到達,那時陳雲、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經到了。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這封信是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大意是說,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夠謹慎,辦了許多糊塗事,內事外事都有。主要講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所以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氾濫,做了一些壞傢伙的保護傘。鑒于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以後,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

鄧接著說,耀邦下來以後,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楊尚昆、萬里這四個人主持常委工作。我當時建議應該有胡啟立,因為胡啟立當時是書記處常務書記,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鄧也同意了。這就是後來由我作組長的五人小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鄧還提出對耀邦可作軟處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國內外的震動。他還說由中顧委出面,以召開生活會議的形式,對耀邦進行批評、幫助。然後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不以全會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辭職。我當時覺得,不召開全會,並不是擔心通得過通不過,而是為了儘量減少震動,是從軟處理考慮的。當然這樣做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決問題又不引起大的震動。鄧談了以後,其他人沒有發表不同意見。

陳雲在這個會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他在這次會上非常鄭重其事地宣布,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看來陳雲是很注意這些事的,注意組織原則、組織手續的。他大概怕人家說政治局會議就能接受總書記辭職會引起國內外議論,所以特別宣布,這樣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當然,後來對耀邦這樣的處理,特別是顧委會生活會對耀邦的批評,在國內外引起一些議論,認為對耀邦的處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換領導人。所以後來對我的問題上也算是接受了這個教訓。我前面已說過,王任重向我傳達時說,鑒于上次處理耀邦問題外面有些議論,這一次要準備好文件,先開政治局會議,再開全會解決我的問題。
當時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所以會後鄧要楊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這件事,並徵求他的意見。楊尚昆把會議情況告訴李先念以後,李當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並對楊說,我早就認為這個人不行。還用了一個很挖苦的話來形容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說胡這個人就是巧嘴利牙,點子不少。李還說,不久以前耀邦來上海,那時他已經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絕,架子竟然如此之大,發洩了一通。至於對我代理總書記問題,他表示同意。但要楊尚昆回來告訴我,說“ 紫陽這個人學外國的東西太多了,這樣下去不行,要告訴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和我開了第一次五人小組會議,研究生活會議如何開。當時商定的意見是會議氣氛還是儘可能和緩一些。當時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對批胡在幹部問題上的小圈子 即所謂“團派”【189】問題 很有興趣,提出要在會上批評胡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不好,後果會很嚴重,會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劃線。我提出這個意見後,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團派”,不提幹部圈子問題。

在生活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裡。告訴他生活會準備怎樣開,還告訴他在鄧家裡開會的情況,還繼續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談話時我也向他提了一些問題,我說,幾年來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幾次打招呼,你為什麼不重視,是不是有意和鄧保持距離?他說,他沒有這個想法。我還說,你的辭職公開以後,可能會有人打著擁戴你的旗號鬧事(因為我當時確實估計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個招呼,以便有所準備)。他說,他會堅決站在黨一邊。後來這些話我在生活會上發言時講了。

生活會於1月10日以中顧委名義召開,由薄一波主持。連續開了六個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會的有中顧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人大黨員副委員長、政協黨員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各大部門的首長和黨中央各部的部長。鄧小平、陳雲沒有到會,李先念在上海。鄧力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批判了胡耀邦不聽鄧小平招呼,長期放任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他的發言,都按黨的歷來慣例,從不同方面對胡作了批評。王鶴壽【190】在會上講,他到耀邦家裡去看胡,胡情緒非常激動,說有些老人要整他,還講了其他一些氣話。原本打算把會開得緩和一些,王鶴壽這一講,會議一度氣氛有些緊張。後來和王鶴壽打了招呼,這類事不要再講了,他發言時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場。

這次會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發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幾年關係很親密,籌備十二大的時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負責人。當時我在國務院那邊,沒有過問這些事,不知為什麼要余秋里來負責十二大人事安排,總之說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幾年耀邦不僅和余秋里一同視察邊防,視察部隊(因為余那時在部隊工作,任總政主任);還同余秋里一道視察工廠、油田。有一個時期,在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經常請余秋里就經濟問題發表看法,並且常常加以肯定。這可能因為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主張,往往得不到大家贊同,而余秋里比較贊成他的意見,所以他是不是讓余秋里發言,然後藉肯定余秋里的意見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或得到通過?總之,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比較親密。但在這次生活會上,余秋里卻作了一個極其尖銳的批評責問耀邦的發言。他收集了那個時期耀邦在不同場合有關十三大鄧及其他老人們退留的問題的講話和答記者提問,然後當面責問耀邦:你動機何在?為什麼這樣說?所以余秋里這個人平時貌似耿直,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保護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當時他可能覺得,因為他倆關係密切,鄧已決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來,他和耀邦關係這麼密切,經常一唱一和,擔心會因此搞到自己頭上,所以想藉此機會表白自己。

這次生活會最後,耀邦作了一個檢查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最後情緒非常激動,聲淚俱下,以上就是生活會議的情況。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十八)

1 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辭職,並推選我代理總書記。我雖然那幾年在不少場合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在中央領導人當中,60 一70歲這個年齡槓槓的人,只有胡耀邦做總書記最合適。但在1月4日在鄧家裡召開會議時,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我對批准耀邦辭職沒有異議,對由我代理總書記我也只是說我不適合做這個工作,希望儘快找到合適的人接替,沒有堅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來這是1986年夏季鄧和一些老人已內定的事,雖然我沒有參與這件事,但我已聽說了,而且鄧已和耀邦談過了,耀邦也表示同意,雖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來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總之,胡已定了要下來,不過現在是提前了幾個月罷了。二是,12月30日鄧對學潮講的那一番話以後,耀邦實際上已無法繼續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說過,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難,許多老人不買他的帳,他很多建議都得不到支持。特別是鄧講這次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發展的結果,這幾年我要你開除誰誰的黨籍為什麼不辦等等。這次講話又印發到一定範圍,耀邦已很難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辭職。再一點就是,耀邦的問題,胡啟立實際上也受到牽連,讓他參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組,實際上也就使胡啟立解脫了,保護起來了。這已經很不錯了,要啟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說當時一下子也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便於也不應該拒絕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種傳言【191】,說我在胡辭職前,曾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告了耀邦,說了耀邦的壞話,甚至說我要求鄧小平來解決耀邦的問題。這是完全沒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也就是如何在黨中央,特別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製的問題,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也抄送陳雲,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問題。信的內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192】同志建議一件,請參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倡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要說向中央、向鄧小平寫過有關中央領導問題的信的話,就是這麼一封,再沒有別的信了。我就陳俊生的建議寫了這封信,是因為當時我感到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後的那幾年,中央領導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進行反思時,常常談到要從根本上防止這種悲劇重演,必須解決黨的領導制度問題,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和個人專斷。但十二大以後,由於整個國內形勢比較好,越來越好,逐漸地談這樣的問題比較少了,淡薄了。但實際上儘管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儘管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儘管當時中央內部的民主作風有很大的改變,很大的好轉,但作為一種領導制度,全會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為領導制度來說,並沒有解決,差不多還是原來那個樣子。所以我覺得還有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趁現在形勢比較好的時候解決,即使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現問題,也難以保證以後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問題。所以我這封信是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來寫的,不是針對哪個領導來講的;完全不是感覺到當時中央領導制度已經出現了什麼嚴重問題。沒有,當時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現在好不等於將來就好,因為制度沒有解決。所以,完全不是針對現在領導班子有什麼問題,更不是對耀邦或哪一個領導人。既不是認為耀邦有了什麼問題而提出解決領導制度的問題。也不是由於耀邦比較開明,就沒有必要來健全和改進中央領導制度問題。耀邦這個人比較隨和,比較開明,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對人比較寬厚,不喜歡整人,可以爭論,甚至可以吵架。我過去也多次講過這樣的話。但並不因為他比較開明,就不考慮中央領導制度的問題。因為他也是七十歲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難說。將來新的領導人怎麼樣也不知道。總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會上講過這些話,毛主席有晚年問題,斯大林有晚年問題,像他們這樣英明的領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寫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領導制度的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時我也只是提出這個問題,究竟這個領導制度怎麼搞,我也沒有具體設想,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後提出具體方案。所以,外面的傳言,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事。

我也想過,為什麼沒有的事而外面有傳言?可能因為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我在發言中批評耀邦不遵守集體領導和黨的紀律的時候,說過在1984年給小平寫過一封信,要把健全黨中央的領導制度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但是沒有講信的內容是什麼。在發言中我講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會變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都發生了問題。可能是這樣,我說過給小平寫過信,但沒有說信的內容是什麼,而發言中在批評耀邦時又講到遵守民主集中製、遵守黨的紀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會上批評耀邦時說的一些話,猜測成我寫那封信的內容了,大概就這樣傳開了。


還有一種傳言,這個傳言的範圍沒有前面那種那麼大,我也是很晚才聽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斷講到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於是有一種傳言說,有一次鄧小平當著耀邦和我的面說,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說舉雙手贊成。而我說你不能退,無論如何不能退。這件事就更加使鄧感到胡這個人不好。這是完全沒有的事。

前面已經說過這個過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說,在具體負責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組【193】開始議論老人退不退、誰退誰不退、怎麼退以前 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 鄧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講過他退與不退的問題。

我第一次聽說鄧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告訴我鄧和他談話的內容。鄧小平向他說,十三大鄧不再進常委和當顧委會主任,由胡來接任。總書記找一個更年輕的人來擔任。這是耀邦告訴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鄧向我們兩個人徵求意見,胡舉雙手贊成,我表示挽留的問題。

我確實挽留過鄧,不贊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後的事,那時我已代理總書記了。因為鄧還要管事,與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裡面管,前面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耀邦訪問歐洲期間,在答記者時多次講到鄧退不退的問題。他講這些話是不是刺激了鄧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這我不敢講。我當時也有些感覺,覺得因為他的身份,有些事應該迴避,何必對這個問題議論太多呢?他應該慎重些才好。他的這些話即使鄧有些不高興,那也不是主要的,影響不大。對他們兩個關係影響大的,還是前面講到的兩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陸鏗的談話。

這裡順便再講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陳雲對耀邦的一次批評引起的一點風波。雖然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辭職沒有關係,時間隔得很久了。但社會上也有很多傳說,甚至說這件事和我有點關係。

那次政治局常委會,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經濟工作的彙報。其目的是鄧小平那一段覺得這兩年年年指標訂得比較低,結果超額完成很多,他認為這樣不好。但是我和計委的同志覺得指標高了沒有好處,還是留有餘地好,所以彙報一下把道理講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計委彙報的,彙報以後我講了一些話,除了同意他們的意見外,主要講了這幾年我們的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減少很多,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為帶有還賬的性質。但長此下去不行,中央財政過不去。

我講完還沒有來得及討論,陳雲突然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針對耀邦那一時期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十條或者七條批評意見,話講得很尖銳。比如,耀邦講財政部說年年有赤字是嚇唬人的。陳雲講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對耀邦講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搞了大企業;對中、小企業注意不夠的話,也提出了批評,總之有七八條意見。因為耀邦事先毫無精神準備,所以陳雲這一番話講下來,他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說他有許多錯誤,要好好考慮。看來陳雲是長時期對耀邦在經濟工作的講話不滿意,憋了一肚子氣,大概是一吐為快吧。小平不願意在這樣的場合批評耀邦;也不願在這個問題上爭論,而且思想上毫無準備,所以我看他當時的表情不太高興。他只說這些問題以後再說吧,今天主要是聽彙報。這樣,這個問題就沒有再繼續下去,其他人因陳雲同志一講也不好發表意見。但在這個時候,胡喬木站起來說了幾句話,他說陳雲同志所批評的耀邦講的那些話,在各地流傳很廣,對經濟工作有很大的干擾,建議召開一次省、市書記會議,來打個招呼。當時,小平同志只是說,那好,你們再商量一下吧。

過了一兩天,胡啟立忽然跑到我家裡,告訴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鄧力群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會上陳雲批評耀邦的那篇講話在新華社的一個全國性會議上傳達了。胡啟立覺得這樣做很不好,我也覺得不好,這會引起全國思想混亂。這事耀邦不好講話,於是我就出面干預,給鄧力群打了電話,批評他這樣做不對,並要新華社把鄧力群的講話收回,不得向外擴散、傳達。後來我去了天津。從天津回來後,耀邦到我家裡來,說小平同志考慮後說,那個會議不開了。我估計小平認為如果開會一傳達,那影響就大了,所以決定不開了。

同時,耀邦還說,現在外面有些傳說,說中央要出事了。我當時覺得耀邦是不是太緊張了?我對他說,你不要聽外面那些話。據我的看法,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幾年講話憋了一肚子氣,趁此機會發洩一下,講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別的想法,現在我們是在一條船上,要同舟共濟。我不相信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有什麼野心(我當時這樣看)。我說他們是文人嘛。至於陳雲更不會有什麼野心。我們現在要同舟共濟,不要有別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講話。不久我見到胡啟立,他告訴我,耀邦那天同我談話後非常高興,說紫陽那個話講得好,現在我們就是要同舟共濟。這件事情況就是這樣。當時社會上可能傳開了,說政治局常委會上,大家批評了耀邦。其實沒有,就是陳雲講了篇話,因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發言。本來,我同耀邦在經濟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對耀邦到處亂說話也有意見,但我認為這些問題在這樣的場合講不合適,所以沒有說話。

過了幾天,鄧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談話。鄧說,原來就耀邦問題要開個會,後來他考慮影響太大就不開了。還說耀邦這個人有很多缺點,但還是要扶持。我當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說我多次說過,中央領導人中60-70歲這個年齡槓槓中,只有耀邦沒有別人。小平接著批評了姚依林,因為在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給常委和鄧小平寫過一封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計委工作很難辦。鄧小平對姚依林說,你這封信有情緒。姚依林當場就承認錯誤說,是,我是有情緒。
二、防止反自由化擴大化

現在談一下1987年由於耀邦下台而引起來的反自由化問題和1987年秋季籌備召開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問題。

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會議,決定接受耀邦辭職。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顧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開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辭職。這樣就在全國範圍開始了反自由化鬥爭。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聲浪中開始的。1987年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右傾開始;而以強調改革開放、反對僵化、反對左的十三大結束,整個一年是這樣過的。這一年的政治空氣從年初到年尾幾乎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然這中間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歷程。

回顧1987年的經歷,我在這一年的活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從1月到4月是一段。當時我剛接替耀邦當代總書記,就接受了一個任務,開展全國範圍的反自由化鬥爭,我首先面對的是這個問題。所以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藉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以左反所謂的右,也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從5月直到十三大召開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強調改革開放,強調防左,反對思想僵化,為十三大的召開作準備。

這裡講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點,鑒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訓,防止鄧力群、胡喬木這些人乘機再搞擴大化。所以一開始我就對這場鬥爭的性質、範圍、重點、政策和方法,作了嚴格的規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確提出這場鬥爭著重解決根本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這場鬥爭嚴格地只限制在黨內進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不聯繫農村政策,不聯繫科技政策,不聯繫文學藝術風格等問題。這場鬥爭在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只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際上也只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須以三中全會的路線為準繩,不得採用過去搞運動那套左的做法。

因為1987年的春節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的通知有待於1月28日下午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樣春節前不可能傳達一下去。而春節期間,人們習慣互相串門,傳播消息。為了讓這些反自由化的規定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別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開在京的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對這次反自由化的範圍、政策、重點、方法講了一篇話,讓人們知道中央對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節串門拜年時傳遞資訊。我在這篇講話中,特別講了這段話:“三中全會以來規定,今後不搞運動。但過去人們搞運動搞慣了,一說要反什麼,還是搞運動那一套。現在我們反自由化,為了避免用過去那套搞運動的辦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開始,就要把可能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什麼政策、界線一概都不講,只講大膽放手,堅決,一個勁地反。結果呢,一開始就出偏差,搞擴大化,結果又不得不糾偏。這次我們要和過去搞運動的辦法區別開來,一開始就要把性質、範圍、重點、政策、方法講清楚,什麼能搞,什麼不允許搞。一開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講清楚。這才是不搞運動的搞法(因為當時不搞是不行的,大勢所趨)。

我的這篇講話和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等企圖在反自由化中大幹一場的人視之為束縛。他們認為這是束縛手腳的框框,是保護搞自由化的人。雖然遭到他們的反對,但是因為一開始,文件就把範圍、重點、政策作出了規定,所以在那場反自由化中沒有傷害更多的人,沒有使全國的局勢發生大的震動,沒有搞亂經濟,沒有使改革開放遭到大的挫折,確實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點,在這段期間,無論接見外賓或在公開場合講話中,我都針對國內外反自由化是否會改變二中全會的路線,改革開放是否會收的疑慮(當時國內國外疑慮很多,大家一聽反自由化就認為改革開放要收了),反覆地講: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而是更全面、更準確地執行三中全會的路線;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實行得更好、更有保證。我重申現行城鄉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不變,一國兩制政策不變。而且以上這些方面不僅不變,還要努力做得更好。當時有人擔心反自由化會波及香港,我在接見香港人士時還直截了當地說,在大陸搞社會主義,不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而一國兩制,就是允許在港澳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允許自由化。怎麼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為了說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政策,當時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有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改革開放。兩個缺一不可,缺了哪個都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一個時期,因為我們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因此要強調一下。如果因此而丟掉了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那就走上了另外一個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基本點,一是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項原則,乘機否定改革開放。人們之所以產生一提反自由化,就這樣那樣的誤解、疑慮,主要是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含義沒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認為,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改革開放,一講四項原則就以為改變了。現在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堅持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本來就是這樣的。上述這一講話對於安定民心、解除顧慮起了作用,大大縮小了企圖以左反所謂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的活動市場。

第三點,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條主義者的勢力,對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滿,多方製造輿論施加壓力,力圖突破、改變中央對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來,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澤【194】任宣傳部長時,我就找王忍之談話,告訴他要記住有兩個基本點,不要一講反自由化就忘另一個基本點。還告訴他,在今後工作中要獨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聽鄧力群的),要領會中央的方針。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竟然說:這次反自由化鬥爭,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二次撥亂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顯,第一次撥亂反正是撥“四人幫”極左之亂;而這次撥亂反正,就是要撥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之亂。聽到反映後,我當即批評了王忍之,還問他是不是鄧力群叫你講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認是自己考慮不周。因為過去王給我的印象還不壞,他在計委搞經濟研究工作時,人還本份;在經濟研究工作中也還樸實。對他能夠和鄧力群保持一定距離寄以希望。因此,對他只批評了幾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沒有給別人說他講了什麼話,我怎麼批評了他,留有餘地就是了。

大約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書,鄧辦主任)轉給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過副部長),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講今後反左是主要的,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說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負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啟立負責接管宣傳戰線工作時(鄧力群不管宣傳戰線了,由胡啟立接管),找宣傳部的同志來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這時我找王忍之(宣傳部長)、王維澄【197】(常務副部長),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我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關於鄧力群、胡喬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紅旗》雜誌、《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還有《光明日報》三個單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縣召開的理論討論會上,熊復【198】等人擺出要對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的架勢,說三中全會以來的八年是噩夢一場。整個八年,馬克思主義者受壓,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鬥爭。熊復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兩個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僅把他們這樣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會以來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標準討論、擁護改革開放的新思想與阻礙改革開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觀念鬥爭的歷程。熊復是“兩個凡是”的筆桿子,三中全會時西南組就批了他。當時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組,我是西南組的召集人。當時鄧力群並不是搞“兩個凡是”的,他是反對“兩個凡是”的。後來由於思想上臭味相投,儘管熊復是這麼個人,但由於他堅持左的那一套,鄧力群非常看中他,繼續重用。

當時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以及受他們影響的一些人,到處散佈說:“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四號文件是個框框,束縛了反自由化的手腳,扼殺了積極分子的鬥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後顧之憂。“還說由於有了四號文件這個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檢討,有恃無恐。還有的人甚至說,四號文件對反自由化鬥爭是潑了冷水。過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這次恐怕連27天也搞不了。他們之所以散佈這些論調,目的是向我施加壓力,讓我修改部署,好讓他們放手去幹。他們還散佈一種論調,說“現在是只讓批說自由化的,不讓批幹自由化的”。他們把思想理論上的自由化叫說自由化的;把經濟領域搞改革開放的叫幹自由化的。還說,思想理論領域的自由化是上層建築,經濟領域的自由化是基礎,根源是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不聯繫經濟領域自由化不解決問題。他們極力突破四號文件的範圍,要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農村以及科技等各個領域,要通過全面開展反自由化,在各個領域對改革開放進行批判和清算。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十九)

1987年元旦和春節期間,我在同外賓談話和團拜會上,提出了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後,不久就有人提出兩個基本點不能並列,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中宣部有個理論局長盧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於受到鄧力群的賞識,幾次要提他當宣傳部副部長,我一直沒同意,他沒如願。後來我堅持主張讓他離開中宣部,宋平找鄧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協當副秘書長,以後參加了編寫《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鄧力群搞的。就是這麼個人,他通過中央黨校教育長江流【201】,部署要召開一次理論研討會。討論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綱目問題。討論哪個是綱,哪個是目,要造輿論。說我講的兩個基本點是平列了、降低了綱,強調了目。我聽說後,要中央黨校校長高揚【202】去查這件事。召開理論研討會時,江流藉故沒有參加,後來不了了之。他們散佈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想以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藉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

面對上述來自左的干擾和阻力,我於1987年3月13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了一番話,提出要進一步把大家思想統一到中央四號文件上來。要全面、認真、準確地落實四號文件的規定,要繼續按四號文件精神辦。批評了說四號文件是束縛手腳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的想法和作法。由於時機尚不成熟,我對那些錯誤思想的批評還比較含蓄,留了很大的餘地。我當時就想到要扭轉這種局勢,必須尋找一個時機,進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儘量縮小範圍,儘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儘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儘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鄧小平提出要開個名單,對自由化的人一個個作出處理。除了王若望、方勵之,鄧早已決定開除黨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討論的名單,是由鄧力群、胡喬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遠。當時我按四號文件的精神,建議對於光遠採取由中顧委開生活會批評的方式解決,不作組織處理。1987年3月2日,鄧問我對張光年【203】如何處理,我說對張光年也按于光遠的方式解決為好。當時名單除了于光遠還有幾個人,也沒有通過。但中紀委的人對處理自由化的事很積極,鄧力群便與他們結合在一起。鄧力群的班子,主要是書記處研究室,他們蒐集材料,把誰在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摘錄出來,作為錯誤言論。他們開出名單,報中紀委提出處理意見上報書記處。他們當時準備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開名單,一批批地上報。不難想像,這樣下去不知要處理多少人。

沒辦法,我只能採取拖的辦法來對付。這些名單要經書記處討論,我每隔一段時間才開一次會,每次會只討論幾個人的問題,在討論中勢必還有不同意見,討論不完留待下次討論。因而那時並沒討論幾個人的問題,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經書記處討論決定開除黨籍的有劉賓雁【204】和張顯揚【205】。吳祖光【206】原定開除黨籍,後定為勸退。王若水【207】由勸退改為除名。蘇紹智【208】原來名單上要開除黨籍,我提議改為撤消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職務,保留黨籍。孫長江【209】原定開除黨籍,後因聶帥講了話,沒有處理。聶帥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孫長江的材料書記處討論了,還是要開除黨籍,聶帥知道了就給陳雲寫了條子,說孫過去在科技日報工作表現不錯,建議不要作這樣處理。陳雲當時是中紀委書記,他同意聶帥的意見。我藉此機會在文件上寫了一段話,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處理,也應當按聶帥、陳雲批示的精神來考慮。意思是可像孫長江這樣處理。從這以後,處理人的事實際上是不了了之。

關於在報上點名和不點名批判問題。雖然四號文件對此已作了較為嚴格的控制,有了明確的態度,指出不允許發表任何人身攻擊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過於集中和內容空洞重複;切忌運用“文革”和過去運動中不恰當的用語;被批評者如作確實說理的答辯應予以發表。一切與反自由化沒有關係的報刊,不要發表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從反自由化一開始,鄧力群就組織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辦法,收集他們認為犯有自由化錯誤的人的文章、講話,摘錄所謂錯誤觀點,整理編印成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印成的材料發給有關單位的寫作班子,按摘錄的材料寫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獨斷專橫。這種文章不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反感。我在書記處會上批評了鄧力群並讓他們停止這種做法。接著在省、市宣傳部長會上藉肯定陳俊生、鮑彤的文章【210】,是說理的,反映好,指出現在報刊發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擺事實說道理,簡單生硬,只靠扣帽子壓人。今後發表批判文章,應注意效果,是否有說服力,人們能否看得下去。由於鄧力群的那個寫作班子搞的那些東西不受歡迎,他們又長期習慣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寫不出讓讀者喜歡看的文章,一些報刊也不願發表他們寫的文章。這樣一來,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來越少了。

耀邦辭職後,反自由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上掛下聯的問題。本來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對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議。除了說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歡能說會道的人以外,還說他提拔重用青年團系統的人。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謂“團派”問題,說耀邦重用“團派”的人。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如提出就大了,牽連太大,極易引起幹部中的波動。我建議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提這個“團派”問題,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問題。我當時就說,青年團本來就是要向黨輸送幹部、培養幹部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就連鄧小平1987年3月也說,看來耀邦在幹部問題上確實有個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組織上少作變動,對穩定局勢是很重要的。在四號文件及我多次講話中,一再講到這次反自由化,決不搞上掛下聯,決不能像文革那樣以人劃線。以後我向鄧小平提出,這次反自由化,幹部變動應儘量少,能不動的就不動,即使需要動而能不馬上動的,也儘量放到以後逐漸變動,以減少震動。鄧同意了我的意見。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議任文化部長的。鄧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辭職,反自由化一開始,這個問題很快就提出來了。我堅決不同意。我對鄧力群、王忍之說,王蒙不能動。還有《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212】,也是青年團出身。他在《人民日報》比較開明,鄧力群也要乘機把他換掉,我也沒有同意。薄一波還向我說過,山東省委書記記樑步【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關係密切。說山東是個大省,要換。我也藉些理由沒同意動。自然,一個人不動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長朱厚澤,牽連較大,不得不動。還有組織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組織部也好,公安部也好,這些都是老人極為重視,必須由他們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門。耀邦在任時,他們在公安部、組織部,並不是幾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辭職,對這兩個人的議論就多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不作調整。當時我儘可能地給他們做了適當的工作安排。還有江西一位女的書記,她主要是工作不勝任,與反自由化無關。還有內蒙古書記張曙光【216】,因他自己說話不當,耀邦辭職後,他的態度有些反常,引起許多議論,也不能不變動。對這些人處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對他們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總之,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對幹部過分傷害和組織上過大的調整,沒有重複以往以人劃線、上掛下聯的做法。

由於採取了以上各種舉措 雖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 但總的來說扼制住了鄧力群、胡喬木和一些老人力圖將反自由化擴大化的企圖。但是,藉著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開放的聲音仍在繼續。反自由化仍然是當時全國整個傳媒和輿論的最強音;改革開放的聲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廣大幹部,仍然處在困難的地位。而十三大幾個月後就要召開。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十三大很難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當時覺得到了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1987 年4月28日,我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彙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佔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藉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我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我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

我於1987年5月13日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了一次話。由於鄧在這一時期先後對外賓講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搞社會主義左的錯誤是主要的;只有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說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等等這樣的話,所以,我這次講話就顯得更加有力了,在討論我的講話稿的書記處、政治局會議上,我除了對反自由化當中出現的以左反右企圖衝破中央四號文件規定的種種干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外,還反覆闡述了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大的氣候已經發生了變化,自由化氾濫的情況已經制止。今後應強調改革開放這一面,十三大必須關成改革開放的會議。從現在起就要為開好十三大做好輿論準備。

第二,這次開展反自由化的鬥爭,目的是要解決自由化氾濫的問題。氾濫問題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是個插曲,是由領導上的失誤造成的,這不難解決。但氾濫問題解決以後,進一步解決是個長期任務。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開放。只有經過改革開放,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人們看到了社會主義優越性,受自由化影響才能縮小。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真正達到四個堅持的目的。不搞改革開放,最終也會導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所以不能企圖依靠搞幾次運動根本解決自由化問題。不能因為發生氾濫問題,就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主要的是要搞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的方向。為了解決自由化氾濫問題,我們一個時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擾是對的,但從長期從根本方面講,改革開放的障礙主要來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方針、總政策。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個目,其目的是藉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也就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我們從來堅持的立國之本,來貶低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新內容。如果改革開放只是目,只是具體政策,哪裡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觀點來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以改革開放的觀點去理解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只能導致否定改革開放,陷於左的教條主義泥坑。那樣,所堅持的也只能是帶有空想成分的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不可能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四,提出重視生產力標準的問題。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判斷社會進步還是倒退的主要標誌。尤其是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更應當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孤立地談論生產關係,是一些左的觀點能夠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多年來附加了許多屬性。如蘇聯所實行的經濟模式,實質上是一種戰時經濟,我們就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固有屬性的計劃經濟來堅持。在理論研究中,有些把實踐證明是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卻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把一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卻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思想理論界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觀點,陳舊的、停滯的、僵化的觀點,至今相當嚴重,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膽探索。

我的這篇講話,受到絕大多數幹部的擁護,整個空氣在這篇講話以後發生了有利於改革開放的變化。這也為順利地起草十三大報告創造了一個好的環境。


三、說說胡喬木和鄧力群

下面再接著談談胡喬木、鄧力群的問題。

胡喬木、鄧力群在這次反自由化之前,處境並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鄧小平已經疏遠了胡喬木,很長時間不和他見面,胡幾次約見都沒有獲准。胡為此很感苦惱,曾找楊尚昆為他在鄧那裡疏通一下。鄧對鄧力群比較好一些,但也覺察到他喜歡搞左的那一套。鄧曾說過,鄧力群在北戴河討論精神文明決議的時候提出的修改稿,雖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說過的話,但鄧力群是要將方向引導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談話時,鄧還重提了這件事。並說鄧力群這個人固執,是湖南騾子。

當時由於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在胡耀邦倡導下,主持宣傳部工作的朱厚澤一再主張,在知識分子中間創造一種寬鬆、寬容的環境,因而知識界都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個時期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條的勢力,處在一種孤立的地位,市場很小。但是耀邦一辭職,開展反自由化以後,他們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勝利者自居,要乘機發洩積壓在他們心裡的滿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主要忙於經濟和外交方面的事,對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很少參與,老實說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而且當時我對耀邦不大聽鄧小平的招呼也不以為然,認為對大局不利,對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喬木、鄧力群爭論中,我處在比較超脫一些的地位。胡喬木、鄧力群也沒有把我當作對手看待。儘管那個時期他們反對精神污染,並力圖擴大到經濟領域,我一直是反對的。在經濟領域我一直主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過問較少,與胡喬木、鄧力群沒有正面衝突。

但耀邦辭職,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後,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我要將反自由化降溫,進行得和緩一些,少傷些人,要極力保護改革開放。而胡喬木、鄧力群想要乘機大幹一場。這樣我和他們的正面衝突就難以避免,很快他們就把我作為主要對手。在3月間,我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李瑞環【217】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當時我覺得主管意識形態,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陳雲不同意,這件事沒有搞成。

以後我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因為改革開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觀點來指導,來闡述;理論研究應該緊密配合改革開放的實踐。但鄧力群主持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會這樣做,甚至會成為一種阻力。我當時說,如果繼續由鄧力群主管理論,不僅不能發展理論,只能成為理論發展的束縛。所以我正式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李銳【218】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信【219】,反映了鄧力群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象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我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鄧很快作出了鄧力群不再主持宣傳戰線工作的批示,並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的批語都說鄧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來了。

1987 年7月7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職權的五人小組),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我當時建議由胡啟立接管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開始,由薄一波找鄧力群談話。同時這個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佈這種情緒。鄧在那次會上也說了,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在籌備十三大人事時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見辦的。但由於當時改革開放的空氣濃厚,而鄧力群“左”的名聲在外;多年來與改革開放唱反調,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員的預選中,鄧力群就落選了。這一情況鄧小平知道後,表示要尊重選舉結果,這樣鄧力群也就進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團建議,把鄧力群改作顧問委員會候選人,以使他能當常委。結果他當選了中顧委委員。但選舉常委時又落選了,這次十三大選舉辦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給代表們一點民主權利,代表們就運用他們的權利,作出了這種抉擇。

免去鄧力群主管宣傳工作,解散書記處研究室,加上《紅旗》雜誌停刊,以及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李先念等對我的不滿。他們認為,胡耀邦那個時候想幹而沒有乾成的事,我卻幹了。胡耀邦時期沒有解決鄧力群的問題;沒有解決書記處研究室的問題,這個研究室不聽耀邦的。現在鄧力群下來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沒乾成的事我幹了。於是就把反對的目標指向了我。當時我沒有感到這件事有這麼大的影響。以後到1988年物價出了些問題,出現搶購、擠兌、通貨膨脹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對我的不滿,多方非難,甚至要換人。這與上面這些事情很有關係。

鄧力群和陳雲、李先念、王震的關係非同一般,很得他們的器重和賞識。鄧力群在1980年通過他掌握的書記處研究室,大力宣傳陳雲的經濟思想和主張。其實我也認為陳雲同志過去在經濟工作上確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由於他的掌握,經濟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他很多主張還是正確的,如大躍進、大煉鋼鐵,他表示反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很大成績;而且當時全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強調一大二公的時候,陳雲還是主張大計劃小自由,有許多很好的思想。但後來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他是有許多保留的。鄧力群在這個時候宣傳陳雲思想,很明顯地是用宣揚陳雲的經濟思想來抵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

前面我說過了,1987年我曾建議調李瑞環協助鄧力群管意識形態工作。陳雲當時沒有表示,經過一天考慮,他通過秘書告訴我: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我的意見。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談話,發表了所謂“責任重大,學點哲學”的這篇講話。這話是講給我聽的,由薄一波記錄轉給我。形式上要我學辯證法,實際上是對我的批評,認為我聽不得不同意見。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鄧力群這些人離開了宣傳戰線。



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回憶錄(二十)

另一個就是那個時期,我在各種場合講了不少批評左的論調的話,特別是我在5月13日的講話時,對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論進行了批評。這些記錄稿印出來送給陳雲,陳雲不同意我說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蘇聯經濟模式,實際上是戰時經濟模式”。鄧力群在十三大落選後,陳雲又專門寫了批示:鄧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變。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過國務院五辦【220】,鄧力群就在五辦工作過,參與李先念的決策和文件的起草,實際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鄧力群又親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編輯出版的寫作班子。在傳閱鄧小平不讓鄧力群主持宣傳工作的批示時,李先念寫了“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的批語。

至於鄧力群和王震的關係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國初期,鄧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傳部長。王震後來因為牧業合作化的冒進受到中央的批評【221】。鄧力群當時站在王震一邊,竭力維護他,從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 年夏季,葉選寧【222】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況說明,鄧力群的事發生後,老人們更加加深了對我的不滿是毫不奇怪的。

這前邊的一大段,主要講的是在十三大召開之前如何將大反自由化那樣一種氣氛,轉到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創造一種有利於召開十三大的氣氛。


四、籌備黨的十三大

下面,講講十二大的具體準備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起草政治報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報告的起草,耀邦在辭職以前就組織了一個班子。還未開始工作他就辭職了,工作也就停了下來。後來我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讓鮑彤也參加進去作為牽頭人,在我主持下開始工作。起草班子還是原來那些人,就加了鮑彤。

我於5月21日就如何草擬政治報告的設想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提出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整個報告的理論根據。系統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任務。著重闡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實踐中,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這個報告很快得到鄧的批示,說這個設計好。由於以後的政治氣氛越來越好,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比較順利。

在起草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我想主要講一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其實不然。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有了這樣的話;“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目前還處在初級階段”。但這兩次的論述,對這一論斷的含義內容,以及這一重要論斷與我國各項政策的關係沒有論及。而當時的重點在於強調以下觀點:“毫無疑問,我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所以這樣一段話是指明,即使是初級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我們就能夠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起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為了回答一部分人懷疑我國是不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搞社會主義的問題。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有人在回顧反思過去我們黨多年來左傾錯誤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革命勝利後,是不是有條件搞社會主義;是不是應該搞新民主主義,以及我們國家現在能不能稱為社會主義?這個觀點當時就受到中央的批評。這個論斷主要是對這種思想而講的。所以以上兩次提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字,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後來到1986年9月,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中,提到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公有制佔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說,這一次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和改革開放,和我們實行的政策聯繫起來了。但是,這個文件主要是講精神文明建設,對其它問題也沒有展開論述。在我的回憶中,上述三次提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字時,並沒有引起討論,公布之後也沒有引起注意,人們印象比較淡薄。

十三大政治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強烈的反響,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為報告中把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作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我自從1987年初組織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以來,就設想這個報告不僅要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為在我國之所以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找出理論根據,並且加以闡述。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項建設事業;顯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準;極大增強了國家的實力,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根據是什麼,一直缺乏很有說服力的說明;一直是廣大幹部和各方面人們關心的。一方面他們對改革開放竭力擁護,積極實行;另一方面,心裡並不踏實,擔心將來又發生方向路線問題。所以對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性,雖然在實踐上已被證明,還必須在理論上作出有力的說明。

幾年來實行這一套改革開放措施,說到底,就是對五十年代以來開始實行並日益強化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幾年來的改革實踐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否定和修正的正確和必要;證明了過去在中國按傳統社會主義原則,也就是蘇聯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和生產力性質的。這是一種左的失誤。只有從這種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實行與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準相適應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國。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準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個新提法。如上所說,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二大已經毫無爭論地、不知不覺地被接受下來了。現在只是把它作為從理論上闡述改革開放政策的依據,不會引起很大爭論,容易得到通過。

我的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約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我說:我們要重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各項改革開放政策都可以從這一論斷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指導。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要展開論述(大意)。這段話很可能就是在討論我5月13日講話稿時講的。隨後我正式佈置給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理論依據。接著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組寫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給鄧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這個意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都有批示或電話,對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三個問題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或三中全會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並概括為口語化的“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時提出並寫入報告的。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指出了。這以後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地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也是1978年理論務虛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貫強調的。但過去沒有把這三條聯在一起,並作為黨的路線的主要組成部分。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的問題,記得在1986年起草建設精神文明決議文件的時候,初稿上曾經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作為兩個方面寫的。當時給人這樣的印象三中全會路線只是改革開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見,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應該包括四個堅持在內。

最後在十二屆六中全會時,我在小組召集人會上,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我說:總得要注意兩個方面,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視了另一方面。這是我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 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方面內容 的一個初步的表述。當時還沒有用“基本點”這個詞。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會見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時也講了相同的話。我在團拜會講那些話的用意,是因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擔心會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我講三中全會路線本來就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方面。

沒有想到我在團拜會上關於兩個基本點的講話,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較保守的理論家的反對。他們說,不能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並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前面已經說過,中宣部一個幹部叫盧之超,大概是理論局長吧,竟然佈置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召開會議,研討兩個基本點的觀點,意思就是要批。

這股風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開的宣傳、理論、新聞、黨校會議上;此前還在中央書記處、五人小組討論我這個講話稿的會議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評。我說,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路線,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四個堅持是基本原則,是治國之本;改革開放是總方針、總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如果說一個是綱,一個是目,實際上就是藉反自由化來貶低改革開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如果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只有四個堅持一個基本點,那麼還有什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因為四個堅持從來就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繼承了這個原則,同時增加了改革開放的新內容。我的這次講話重點是批判企圖以四項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來壓制、貶低改革開放。

經過我5月13日講話,攻擊兩個基本點的論調有所收斂。經過上述這些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才能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列在一起,作為基本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至於概括為口語化的公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鮑彤和寫作班子起草文件時寫上去的。這種口語化的概括,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首先和主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方面我另外專門再談,這裡只說一句。儘管鄧小平過去對中國領導體制的改革講過一些很好的話,而且在1986年他還強調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誡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說連一點痕跡也不能有。在這一時期他接見外賓時也講了一些話,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實在說十三大政治報告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些新鮮的東西,與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對在政治報告中有議會政治、權力制約製衡的痕跡。幾次把報告草稿送給他看,他都交代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的報告中已經沒有這些內容了,他還是要告誡。如果沒有鄧的干預,本來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能會寫得更好些。

除政治報告以外,十三大籌備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辭職前,鄧小平就指定了一個七人小組,負責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幾個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組成。當時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內,都主張鄧仍留在常委裡為好。因為鄧不參加常委,在當時那麼多老人還健在的情況下,常委很難具有權威性。所以我認為不管怎麼樣,既然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會改變,與其讓他在常委外起這種作用,還不如在常委內起這種作用更為名正言順。但鄧堅持認為:如果陳雲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李先念的國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員長這種格局在十三大不改變,那就是一種倒退,就是國外所說的“保守派的勝利”。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這是1987年3月鄧同我一次談話時說的。但要求他們退下去,鄧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裡。所以他提出,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陳、李半退” 也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一開始的時候,陳雲、李先念、彭真都沒有表示接受這一方案。鄧就請薄一波在幾位老人中間往來穿梭,幾經周折,看來當時難度還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陳雲同薄一波談話時才表了態,說他的工作服從組織安排。陳雲一表態,其他人也就好說了。這樣,這個方案才被勉強地接受下來。

接著,鄧小平同薄一波、楊尚昆還討論了這麼一個問題: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後,他們還管不管事?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們還參加不參加?他們如何議論我不清楚,但提出一個意見: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這個說法很形象了,今後鄧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但從以後的情況看,有重大問題鄧還是得同陳雲、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陳雲)。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陳雲、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鄧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來。

就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只要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麼一段話,說重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鄧原有的作用,又不參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來,這個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

這次在鄧家裡召開的五人小組會議上,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的人選也正式定下來。關於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七個人【223】,在此次五人小組會之前一直是這個方案。後來由於各方面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萬里有時講話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們對他意見比較多。據說在七人小組醞釀名單時,姚依林說過這麼一段話:萬里這個人,如果一旦有什麼事,他是起鬨的人,也就是說是不穩定因素。在七人小組開會時,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紀雲【224】有問題。說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個什麼親戚,而且這個親戚有問題。於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組的彙報會上說,七人小組不同意萬里進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紀雲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時間再去查清楚了。在這次五人小組會上,鄧聽了這些意見後就說,萬里、田紀雲不進常委了,常委名單由七人變為五人。

在這個會上我開始覺得姚依林這個人,平時給人感覺老實忠厚,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工於心計、搞小動作的人。像田紀雲這樣的事,你早不說,晚不說,正在要作決定的時候,你提出來當然會擱置起來。在十二大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也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選舉前夕,突然有人寫信說某候選人有問題。臨時怎麼查?只好放下。待把問題查清楚,什麼事也沒有,但選舉已經過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紀雲參加常委,這一手可以達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為五人的過程。

就在這次會上,確定由楊尚昆任國家主席,鄧提出要萬里任人大委員長。萬里謙虛地說,他不懂法律。鄧說,可以學嘛,還可以找人幫。這件事定下來以後,鄧怕萬里當委員長有些人接受不了,因為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還專門找萬里談了次話,要他分別到一些老人家裡拜訪,作些自我批評,取得諒解。萬里這樣做了。

關於總理人選問題,很長時期定不下來,主要是人們擔心李鵬挑不起這個擔子。因為他過去搞技術、搞電力,對經濟接觸比較少,特別是經濟改革,完全沒有接觸。但是陳雲、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過一種考慮,讓姚依林搞,過渡兩年。因為姚依林對經濟比較熟,不少人對姚依林的印象不錯。但鄧沒接受,一是說姚身體不好,二是說姚工作面、知識面比較窄,過去主要搞財貿工作。當時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難,估計陳雲、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議來議去,就只好讓李鵬來擔任。由於李鵬對經濟工作不熟,對經濟改革完全沒有什麼接觸,所以當時鄧提出並確定,我當總書記後,仍要負責抓經濟工作,並且仍然由我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鄧還說過,李鵬形象不好,人家說他親蘇。因為他是留蘇學生。有一次他訪問歐洲,沒有請示,也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順訪了蘇聯【225】,所以鄧認為他形象不好,親蘇。要李當總理後表表態,消除人們的懷疑。

這裡說一下,在醞釀總理人選時,是不是考慮過讓萬里來當總理?因為我任總理時,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務副總理。據我所知,在醞釀過程中沒有提出過要萬里接任總理。原因有兩條,一是萬里得罪人較多,首先七人小組就不會提出這個方案,七人小組裡不少人對他印象不好;二是鄧也不會提出他,因為他年紀大。鄧一直主張我不做總理後,找一個年輕一些的人來當總理。

在籌備十二大時,人事小組由余秋裡牽頭,在耀邦領導下,有事首先向書記處請示彙報,耀邦直接抓,然後再到老人那裡去。這次是由薄一波牽頭,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226】、伍修權【227】、高揚參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組,是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在耀邦辭職前,鄧沒有過問過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組成立後也沒有過問過。這大概是由於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為涉及幾位老人留退問題,所以鄧把它直接抓在手裡頭,通過七人小組貫徹他的想法。

耀邦辭職後,由五人小組代行常委的職權,五人小組同七人小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組代行常委職責,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組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組甚至把中央平時的幹部調動權也抓了過去,說是他們要考慮十三大人事安排,現在的幹部調動、任命也與此有關。1987年因興安嶺森林大火林業部長被撤職【228】,要任命一個新的林業部長,但由於七人小組的干預沒有辦成。當時我出訪在外,家裡工作由萬里主持。萬里對此有意見,反映到鄧小平那兒。於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組會上,鄧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日常幹部調動仍然由書記處和國務院負責,七人小組不要干預。薄一波在會上只好表示同意。實際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長,經常要組織部長宋平向他彙報,他有什麼意見就告訴宋平,要宋平去辦。薄一波說,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對各省、市、各部領導人進行考察,因此組織部在研究幹部調動時,要和他們商量。

在十三大召開前,他還通過宋平向我表示過一個意見:現在的七人小組,十三大以後最好還以某種形式保留下來,以便協助中央把幹部工作搞好。本來七人小組是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現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後還要存在。很明顯,就是要把幹部管理長期控制在他們手裡,我當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轉告薄,還是按原來定下的,十三大以後七人小組就完成了任務。至於幹部管理方面如何發揮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議。薄的打算被我拒絕,對於他這樣一個十分喜歡攬權的人來說,心裡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積極從事反對我的活動,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172】 “務虛”是毛澤東創造的新名詞,指通過漫談,對現有官方理論不能解釋的事物重新釋義,藉以統一宣傳口徑,並非學術性的理論研討會。這次著名的“理論務虛會 ”的時間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開始由胡耀邦進行解放思想的動員,最後由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鄧作收場的報告時間是1979年3月30日。

【173】 “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時代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最初的底線。後來,由於中共在實踐中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態度日漸顯露,因此“四項基本原則”在近來的官方文件中已經鮮有提及,四個原則已經濃縮為一個最高原則 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

【174】 “生活會”,亦稱“組織生活會”,是指中共黨支部(黨小組)成員以“檢討思想、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內容的黨內生活制度。這種生活會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開一次。中共最高領導人之間一般極少開“生活會”,除非在黨的領導人之間出了嚴重的不協調,必須通過鬥爭來統一思想或進行改組。
【175】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引起鄧小平的不快。

【176】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消一切職務。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178】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79】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文革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1982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82】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183】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時任胡耀邦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184】這是毛澤東一九四 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內容是毛澤東對中共未來政權的設想,後成為中共建國的理論根據。《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舊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新民主主義”字面意思應該是具有社會主義成分及傾向的一種民主形式。中共奪取政權以後的事實證明,“新民主主義”只是中共爭取中間力量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時所使用的口號,在歷史上並不具有實際意義。

【185】于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186】方勵之(1936-):浙江抗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187】“五人小組”: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到1987年10月中共的十三大召開前,臨時機構“五人小組”代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組長趙紫陽,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

【188】用鄧小平指定的“五人小組”來取代中央全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常委顯然是違反黨章的,但實際上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慣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實質上是絕對權力掌握在個人手中的一種表現。

【189】“團”是指“共青團”、“團派”是指出身於中國共青團的中共領導幹部圈子。除傳說中的相助提拔關係以外,沒有證據表明“團派”在黨內具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政治主張。

【190】王鶴壽(1909-1999):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191】指吳江所著《十年的路》。該書由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樺南人。1978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年任國務委員;1998年任政協副主席。

【193】 “七人小組”由鄧小平指定負責籌備中共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臨時機構。其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開始七人小組直接對鄧小平負責,1987年7月7日鄧小平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鄧小平年譜》下冊,第1167頁)。

【194】朱厚澤(1931-):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195】“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是中共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時的使用的習慣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197】王維澄(1929-):浙江桐廬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熊復(1915-1995):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199】“兩個凡是”是華國鋒主政時的口號。原句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早出現在1977年2月《人民日報》以及《紅旗》雜誌。

【200】盧之超(1933-):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201】江流(1922-):山東柄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育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202】高揚(1909-):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3】張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學評論家。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204】劉賓雁(1905-2005):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205】張顯揚(1936-):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

【206】吳祖光(1917-2003):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理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的文章。是中國當代知名的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

【208】蘇紹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5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209】孫長江(1934-):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

【210】指陳俊生的《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鮑彤的《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長。

【212】錢李仁(1924-):浙江嘉興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213】梁步庭(1921-):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214】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215】阮崇武(1933-):河北懷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勞動部部長。

【216】張曙光(1922-2002):河北饒陽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1986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內蒙古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離職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17】李瑞環(1934-):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18】李銳(1917-):時任中顧委委員。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押。 1979年平反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1984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是改革開放的積極的支持者。

【219】李銳《給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發表在香港《開放》雜誌2006年4月號。

【220】國務院第五辦公室,成立於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任務是協助總理和副總理協調財政、金融、商業等部門的工作。

【221】1952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會議,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主持了會議。會議宣布新疆分局書記王震犯了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次定改組中共新疆分局委員會,免去王震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政委和財委主任職務。

【222】葉選寧(1931-):出生於香港。中共元老葉劍英次子。時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223】這裡的“七人”,指原來擬議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選,即: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

【224】田紀雲(1929-):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225】編者注:作者記憶有誤。李鵬違反外事紀律,不是擅自決定訪問蘇聯;而是擅自決定要隨行的一位副部長,單方面推遲早已通過外交途經商定的訪問某國的日程。

【226】宋任窮(1909-2005):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227】伍修權(1905-1997):湖北武漢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228】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龍江省大興安嶺發生100萬公頃特大火災。林業部長楊鐘及副部長被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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