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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酒論壇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
趙紫陽


目錄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學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論激化了矛盾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七、同戈巴契夫的談話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與世隔絕
一、三年審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歲月漫長

第三部分 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
一、鄧小平和陳雲的不同主張
二、一九八一年進一步調整經濟
三、開始對外開放
四、探索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經濟上的不同意見
六、計劃與市場
七、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八、經濟過熱、軟著陸和治理整頓
九、揚長避短發展外貿
十、農村包產到戶
十一、探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十二、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幾種不同意見
十三、探索反腐敗的道路

第四部分 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辭職
二、防止反自由化擴大化
三、說說胡喬木和鄧力群
四、籌備黨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和政治
一、十三大後出現的好形勢
二、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的出現
三、治理整頓的負作用
四、闖物價改革關
五、改革開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來自中央高層不和諧的聲音
七、「倒趙風」的由來

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
一、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
二、政治體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
四、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序:歷史是人民寫的

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 杜導正


1989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1989 年5月17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 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 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 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1992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 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 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 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 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 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 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裡一盤一盤地。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的、談改革開放的、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裡,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敘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 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閒了,他開始結合自 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 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 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 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準。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回盪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裡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 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 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1959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 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 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 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昇華。1966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 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 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 國內佳話。

作 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 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 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 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2005 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 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 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 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2009年3月22日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二)

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 鮑彤


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著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歷史是被封鎖和歪曲的對象。談談這一段歷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了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中國為什麼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儘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緩慢地演變著,發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向。

1949年內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了新的契機。

本 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 屆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了,中國社會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 解決。

全 面逆轉中國發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制的,是模 仿《聯共黨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劃化,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 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歷史上的轉捩點,開闢了與民主與法制背道而 馳之路。

走 上了這條自稱為“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了市場,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也消滅了自由,同時也斷送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面對建設,這種“社 會主義”乏善可陳,只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準上。在毛澤東時代,有了城市戶口,才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 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 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家愛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黨國領導當時開的藥方裡沒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著他如是說。

當 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髮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 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了禍。現在毛死了,陳雲給中國經濟開出來 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 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1962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才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 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劃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制度。改掉毛的這一 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 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製,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劃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 ”);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裡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裡;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個年 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維護共產黨的一元 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慣。這些,趙紫陽在回憶中都有記載,還歷史以公道。

另 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才當了劉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 毛心裡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祥,往死裡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 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 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制的領導人?

但 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幹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以 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制。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產,鄧雖然不懂 經濟,但用了“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產搞上去了。

鄧 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裡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向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 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1979年3月,他發表了被載入史冊的講 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線。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表了進一步 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點江山,講國際,講台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 頁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面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了一個政工人 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裡沒有體制改革。

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制裡翻跟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裡,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制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裡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 是,四川想清楚了。不僅說了,而且動手了,穩穩噹噹開始做起來了。1976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制領域,進行了城鄉經 濟體制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 劃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劃權”,自居正統的人 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劃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裡入 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出“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 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 國家”)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干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 點。作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家向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強制因素”向“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胡耀邦在平反的 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詞彙,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詞彙,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歷史性概念,令 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 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佔了一億。兩千年自流灌溉的歷 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裡確定為三線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 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國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萬!毛的體制把四川整苦了,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 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回天之力,但無疑凝結著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出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噹噹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胡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副總理(代總理),總理。

這就進入了趙紫陽回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制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鬥光了。因為毛澤東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致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幹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佈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 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但在大陸,卻有點怪,只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 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制,無疑會遭到女教師張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 發之前。
對 毛澤東經濟體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說,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1978年是“自主權”。三年後,1981年11月,趙紫陽提出了一個新 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1952到1980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產值8.1倍,國民收入4.2倍,工業固定資產26倍。那麼,全國人民 的平均消費水準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了三年,1984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 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了,終於合法了!“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許合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係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合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1989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生正面衝突。

胡耀邦之死觸發了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家所已經看到了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台後,把趙作為國家公敵軟禁終身,並且從國內的書報、新聞乃至歷史中刮掉了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1980年4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 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表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出了亂子,收拾不了局面。作為政治家,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 繼續穩穩噹噹,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劃內和計劃外各種經濟成分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了。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 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合作得很好。

問 題完全出在對1989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鄧說, 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出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 革。鄧說,不能向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 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 就這樣,鄧小平拍板了。

十 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 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板,事後通 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了;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許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表決,這種程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許,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5月17日常委決定戒嚴到5月19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了。我查過了,沒有。

就 這樣,發生了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克和衝鋒槍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向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 了,接著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了改革,壓倒了法律,壓倒了良心,壓倒了國家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為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家才擺脫了軟禁,“自由”了。

有 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 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出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產 黨是靠鎗桿子崛起的黨,一貫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對人民,對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家常便飯。


“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衝鋒槍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 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布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家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 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 案之後發動了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 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准打聽,不准“擴散”。多少人無家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著?多少人消失了, 被勞教了,被判刑了 誰知道?

黨 中央開了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台,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讚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 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家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准國內 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出了繁榮。我只知道,是經濟改革改出了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了毛澤東的枷鎖,才創造了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產物。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紹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 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波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 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鑒于當時的英 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時的中 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 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 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 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趙紫陽的最後遺言

1989 年我下台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製,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 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製更進階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 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 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 的,在幾十年時間裡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 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製顯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 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 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製。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製的趨向也越來越鮮 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 製上的議會民主製。


這是趙紫陽的話。理性,務實,明快,懇切,發自肺腑,是趙紫陽留給同胞們最重要的話。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三)

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學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2】的發言【3】中已講了,有些事沒有講,這裡一併來談談。

先說學潮的起因,學潮初期是圍繞著悼念耀邦【4】開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搞起悼念活動。隨後就走上街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但總的來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越軌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5】。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

4月22日開追悼會【6】時,天安門廣場有幾萬學生集會,這是經過同意的【7】。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裡面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面悼念,給他們設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裡面開會的情況。

這就是4‧26社論發表前學潮的情況。

為什麼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比較多,藉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面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牴觸,同時對耀邦下台那種更換領導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8】以後,改革開放全面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屬於上面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因此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衝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採取疏導的緩和辦法。

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復課。
當時我覺得學生不管是什麼動機,總而言之是藉悼念耀邦這個題目。追悼會已結束了,你們也參加了,就沒有什麼題目了,應當復課。

(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分子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

(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衝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我的這些意見李鵬【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面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後面講的三條是我出訪朝鮮【11】前講的。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起下電梯的時候我同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些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12】,鄧也同意。

那時常委中沒有什麼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只記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正在衝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當時回答他:喬石【13】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我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的大部分學生已經散去,少數人沒走的由公安清了場,強令他們上了車,送回學校去了。這就是我出訪朝鮮以前,學潮的情況以及當時常委的方針。


二、4‧26社論【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後來學潮怎麼會鬧成那麼大的亂子?關鍵是4‧26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但是學潮鬧得那麼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麼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麼大。4‧26社論是個轉捩點。

4 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裡,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15】、陳希同【16】就找萬里【17】,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彙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萬里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里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復課並已經復課了,少數人反對復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著不許進去。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著做些工作,疏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彙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 ”,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麼幾個孩子搞“官倒”【18】呀,什麼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麼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19】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鵬、楊尚昆【20】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彙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彙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我4月19日到鄧那裡,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裡,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聞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

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臺也不滿意。“五四”【21】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22】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23】鮑彤【24】,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麼事,發洩一下而已,並不意味著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制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25】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彙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裡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復課,這是很好的機會。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 4‧26社論一發,各方面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麼搞了這麼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4‧26社論的言辭比較嚴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裡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26】也普遍牴觸。他們不理解、牴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裡,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佈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裡,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27】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只有李先念【28】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於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拼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彙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 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麼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其三,北京市剛剛發布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政府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制手段制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瀋陽時,聽了瀋陽的彙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存在著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李鵬他們在家裡改變了。下面著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

4‧26 社論的發表,造成了學生大遊行,機關、團體、學校、民主黨派對李鵬及北京市的領導人一片埋怨和責怪之聲。而李鵬決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傳達鄧4月25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線,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說過,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對學潮處理、最後決定實行戒嚴的那次會議,鄧當面就這件事批評了李鵬。

在這種情況下,因4‧26社論造成了4‧27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面對4‧26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4‧29社論,並要袁木【30】、何東昌【31】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們這種做法。李鵬會向閻明復【32】說過(閻明復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只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加上鄧歷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 4月30日上午從朝鮮回來,李鵬迫不及待地當天就找我,要我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彙報,目的是逼我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頭會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面對4‧26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了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著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面,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4‧29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復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只要復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首先從各方面進一步了解情況,先調看了4.27遊行的實況錄影。5月2日我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34】、孫起孟【35】、雷潔瓊【36】的要求,與他們座談學潮問題。5月5日上午約北大校長丁石孫【37】、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38】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學潮的情況及他們的看法。當天下午,我又自行決定參加了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地區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通過了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同情的,4‧26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4‧26社論松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著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歷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只要他能夠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說這麼一句話,“4月25日聽李鵬彙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麼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歷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彙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39】約鄧談話,王說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巴契夫【40】,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四)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復,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 月3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裡。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41】,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42】、喬石贊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里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贊成我意見的佔了多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

5 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還說,這麼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43】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 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了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採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面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復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採取對話,各方面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採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44】,採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復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當時一方面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面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建議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裡談有關戈巴契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贊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幹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45】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提出制訂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民主,支持政治體制改革。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制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因為這樣,學生復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麼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撓、抵制、破壞造成的。在戈巴契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藉口。

在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46】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道,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47】的職,據說江澤民【48】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麼了,既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只好採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復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了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採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四)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復,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 月3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裡。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41】,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42】、喬石贊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里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贊成我意見的佔了多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

5 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還說,這麼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43】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 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了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採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面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復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採取對話,各方面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採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44】,採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復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當時一方面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面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建議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裡談有關戈巴契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贊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幹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45】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提出制訂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民主,支持政治體制改革。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制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因為這樣,學生復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麼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撓、抵制、破壞造成的。在戈巴契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藉口。

在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46】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道,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47】的職,據說江澤民【48】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麼了,既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只好採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復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了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採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五)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接著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巴契夫來華訪問期間【49】,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

我得此資訊後,便於5月13日藉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什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進階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藉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徹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麼權威性。現場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什麼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會見戈巴契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社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准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50】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洩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麼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裡召關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51】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52】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裡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麼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53】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裡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 5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 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54】,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 5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裡開,什麼人參加,還有什麼內容等等,事先什麼也沒向我說。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著,“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布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5 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5月21日,我找閻明復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衝【55】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衝,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57】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六)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斕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我想再說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北京發生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是如何對待我的。

我拒絕出席5月19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鄧在他家裡召集陳雲【58】、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開了一個會。當然沒通知我參加,也沒有通知胡啟立,他也沒能參加。聽說王震在這個會上大罵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說我是第二個司令部【59】。最後鄧拍板撤銷我的總書記,並且說待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布。就這樣沒有人告訴一聲就讓我靠邊站了。

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啟立未被撤職,我在開會前也未被撤職,還是常委。常委中有兩人不通知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恐怕不能說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請假三天,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麼人找我聯繫工作,重要的資訊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我從別的渠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布我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全會宣布我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質。因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麼機構、什麼人主持的,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個顧慮,怕他們過後倒打一耙,說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61】,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

既不能召開會議,我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楊尚昆同我談一次話,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巴契夫會見時為什麼要講關于鄧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6月2日,王任重【62】、丁關根【63】來我家,說因我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託他們來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我的問題,要我好好考慮做個檢討。我首先向他們解釋了同戈巴契夫談話問題,接著我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我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說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面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麼寫?如果將來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

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有兩個多小時。我講的比較多,講了對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我強烈地提出他們拘禁鮑彤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64】,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麼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央反映。這次談話,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關根又到我家,說6月19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我的問題,要我虛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我當時答覆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還向我透露,內定還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我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65】等等。看來他們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我開會,二是勸我會上不申辯或少申辯。

從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到我家,告訴我開會解決我的問題,並說鄧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要他們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他們本來準備早些開會,也因“六四”推遲了。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6月19日至21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66】的嚴重錯誤,建議撤消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衊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10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佔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消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徹消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徹消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67】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復”。由於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麼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68】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69】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徹消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七)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麼程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裡說過,最近政治局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麼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式撤消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麼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裡還管什麼《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70】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取了幾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當時王忍之【71】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72】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裡應外合,通風報信,洩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污衊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照《黨章》的規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面的下台,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台。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軌行為。象我這樣不管怎麼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象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採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七、同戈巴契夫的談話

在這裡要說一下關於5月16日我同戈巴契夫談話的問題。

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73】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巴契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74】通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我為什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4.25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麼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彙報?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75】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5 月13日(戈巴契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再也沒有說什麼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道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巴契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當時促使我這麼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巴契夫來訪是中蘇進階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麼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進階會晤,應是戈巴契夫和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只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進階會晤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迴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復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月13日我在鄧家裡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巴契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進階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我為什麼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管在“六四”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麼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裡也會非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麼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著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寫信給鄧,別的沒寫什麼,只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只說了上面第一個方面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進階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面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制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了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了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麼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只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儘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著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1】根據內容分析,這一系列錄音帶是在2000前後錄製的。“七年前”當指1993年。

【2】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共“六四”鎮壓以後,以鞏固政權、將鎮壓“合法化”為目的而舉行的一次中央全會。會上李鵬作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徹銷了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決定對趙紫陽的問題“繼續審查”;免去了胡啟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了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3】見附錄四《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4】胡耀邦(1915-1989):湖南瀏陽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50天,最後在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5】新華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位於北京西長安大街。原名寶月樓,清朝乾隆年問所建。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舉辦的胡耀邦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由國家主席揚尚昆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

【7】見下文。趙紫陽:“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

【8】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作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9】李鵬(1928-):李碩動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上聰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聰從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李鵬力主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趙紫陽按照雙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頜代表團訪問朝鮮。代表團4月23日下午離開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所謂“黨的第二代核心”)。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是改革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趙紫陽等黨內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錢,是改革年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1979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13】喬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14】4.26社論:1989年4‧26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15】李錫銘(1926-):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6】陳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頜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萬里(1916-):山東東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 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國流行的提法,指官員(或官員的親友)利用權力,在價格雙軌製(官價和市價並存,官價低,市價高)的特殊條件下倒買倒賣牟取利益。這是當時官商勾結進行腐敗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六四鎮壓以後,完全失去了民眾監督,腐敗變本加厲,小打小鬧的倒買倒賣,逐漸為公然侵吞國有資產、侵佔土地、壟斷關鍵性行業等大規模的腐敗行為所替代,“官倒”一詞也隨之逐漸淡出。

【19】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鬥爭”的根據。自此一直為中共所奉行,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鮮有異議的“天經地義”。

【20】楊尚昆(1907-1998):重慶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當時中共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學潮中,楊尚昆開始支持趙紫陽的方針,最後轉而選擇擁護鄧小平的武力鎮壓決策。

【21】 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學生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參與的從北京開始遍及全國的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等示威活動。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西方各國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西方各國面前顯得軟弱,激發民眾的憤怒之情。五四運動影響深遠,是中國激進派知識精英疏遠西方模式,逐漸接受俄國革命理念的轉捩點,為中共最後奪取政權奠定了思想及社會基礎。

【22】毛毛(1950-):毛毛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的小名。後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

【23】“五四”青年節講話的起草人是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鮑彤是修改定稿者。

【24】鮑彤(1932-):浙江海寧人。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鮑任國務院總理秘書,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被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7年。

【25】 “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也是他進行決策的“根本指導思想”。所謂階級鬥爭,是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制度性地要求全民在共產黨執政實行公有制的條件下,不斷搜索和剷除“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內亂以及災難的政策根源。

【26】中國除中國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黨派”是中共絕對權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中下台。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8】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黃安人。1954-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瀏陽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8-1993 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蘇興化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31】何東昌(1923-):浙江諸暨人。1978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三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2】閻明復(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職。

【33】姚依林(1917-1994):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34】費孝通(1910-2005):蘇州吳江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5】孫起孟(1911-):安徽休寧人。民主建國會的早期組織者發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6】雷潔瓊(1905-):廣東廣州人。北京大學教授。1987-1997年任民進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7】丁石孫(1927-):江蘇鎮江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許嘉璐(1937-):江蘇淮安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民進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東招遠人。自1952年起長期擔任鄧小平秘書;1978年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1995年任中央軍委委員。
【40】戈巴契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蘇聯政治家。1985-1991年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職時期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41】下文稱《“五四”講話》,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亞洲發展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上的講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央問題”的主張就是在這篇講話中提出來的。見附錄二。(原載《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

【42】胡啟立(1929-):陝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啟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43】許家屯(1916-):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44】“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是指國家主席楊尚昆,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蘇漣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1989“六四”事件之後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46】《世界經濟導報》創刊於1980年6月,由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欽本立(1918-1991)任總編。

【47】欽本立(1918-1991):浙江長興人。著名報人。曾任中共《文匯報》黨委書記,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1989年4月因堅持在《導報》上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整肅停職。“欽本立事件”成為江澤民政治生涯的轉捩點。

【48】江澤民(1926-):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

【49】具體時間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漢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軍將領;1983-199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開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會上李鵬作了講話。

【52】指趙的秘書李樹橋。李樹橋(1944-):河南內黃人。1986-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顧委常委。

【54】見附錄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55】彭衝(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56】玉泉山位於北京頤和園西側,得名於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為清代皇帝及皇室專用的飲用水。玉泉山自毛澤東時代起被隔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別墅建築群的所在地。

【57】吳學謙(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任政協副主席。

【58】陳雲(1905-1995):江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國當代政治衍語中“司令部”指被認為與最高頜袖意志相違背的黨內派系。起源于文革時期毛澤東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砲打司令部》。

【60】宋平(1917-):山東莒縣人。1981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 六四”事件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啟立的空缺。

【61】溫家寶(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78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63】丁關根(1929-):江蘇無錫人。鄧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樸委員。曾任鐵道部部長,因責任事故離職;改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64】198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開會”的名義,召鮑彤到組織部長宋平的辦公室。宋平談話之後,鮑被送到秦城監獄。中共中央常委當時沒有開會;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鮑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監獄的。由於趙紫陽6月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違反法律行事,有關部門才受命在6月10日補辦了汁飽進行“監視居住”的手續。但把國家監獄作為“監視居住”的場所是駭人聽聞的;而事後補辦手續,更加證實了原來把鮑投入監獄的非法性。

【66】“支持動亂、分裂黨”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給趙紫陽的定性。會後的公報中說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

【67】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是中共黨內結束毛澤東時代領袖利用個人權力以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清洗黨內異己的關鍵性文件。

【68】在中共詞彙中,“三中全會”一詞,不僅指1978年12月22-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閉的、為它作準備的、長達 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這個準備會議決定了中央全會的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在中共歷史上應是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69】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70】 “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是中文的歇後語。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交談時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實際上毛的意思是沒有任何人問的法律也沒有任何天定的行為準則可以限制他。這次談話是毛澤東自己承認浚駕於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標準之上的直接證據。

【71】王忍之(1933-):江蘇無錫人。1982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72】李鐵映(1936-):湖南長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1993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創建人。1948-1994年是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

【75】中國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執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別,皇太后座位前加簾子,坐在皇帝身後接見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現代中國人依然記憶猶新,是以模擬沒有正式職位的最高領袖鄧小平為垂簾聽政。

【76】“今”應當指1993年前後。鄧小平去世時間是1997年2月19日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八)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與世隔絕


一、三年審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談一個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連續三年多對我的審查和對我實行軟禁的情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撤消我的一切職務,並作出了還要繼續審查的決定,這本來在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就沒有必要繼續審查。如果認為問題沒有查清需要繼續審查,就沒有理由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這可以說是給我的特殊待遇。

從 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對我的審查一直進行了三年四個月。在整個審查期間,我失去了行動自由。他們一方面說對我的審查是黨內的性質,一方面卻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對我實行軟禁。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指出,黨內不准用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對這種粗暴踐踏、違反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知他們將來做何種解釋。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關根約我到中南海懷仁堂【77】談話,向我宣布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陳野華【78】、李正亭【79】參加的項目審查小組,負責對我的審查。9月29日王、陳、李三人約我在警衛局禮堂談話,這是專案組第一次同我談話。以後再也未見陳野華和李正亭,據說是專案組改組了,陳、李二人不參加了。但對他們為什麼改組,我不得而知。

隨後王任重又單獨約我談過三次話: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還寫給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給他回過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 日一次。

通過上述談話和信件,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分別作了說明和澄清。對我的審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動亂中有直接或間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洩露消息外,主要審查我為什麼採取和鄧不同的立場、方針?其動機是什麼?以及要我承認錯誤。另外還要清算我在臺上幾年來姑息、重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們最有興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動機和個人野心的問題。他們從海外報刊上摘引了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觀臆測,說什麼1988年以來國內外刮起了一股 “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台,把權力全部交給我,因為我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心目中復辟資本主義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他們還把所謂新權威主義【80】的問題也扯到裏邊,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我作為他們的新權威,《河殤》【81】電視片就是為我造輿論的。認為我對1989年學潮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主張,不是偶然的,是與這股風的呼應和配合,等等。還認為我是因為國內政治、經濟困難,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為了推卸責任,撈取資本,而利用學潮達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所發的所謂背景材料,以及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所做的“六四”報告【82】,李先念等人的發言,王任重給我的信中,都尖銳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責問和指責。

我在同王任重的談話和通信中,也著重對這些指責進行了反駁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來,國內外並不存在“倒鄧保趙”風。這不過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那個時期確實有不少謠言,但不是倒鄧而是倒趙。關於我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鄧施加壓力,要求換馬等等,國內外議論較多。我寫信向他們說,當時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把我的命運、政治前途,與鄧連在一起。“ 倒鄧保趙”是連不在一起的。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第二,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覆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1989年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面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你現在掛在這裡,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 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李先念談過,他們同意了。現在鄧還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談話通信時),他可以證實。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有地位不穩的感覺。

第三,我並不認為經濟情況很糟。應該說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1988年出現了通貨膨脹,情況也並不是那樣嚴重,我也不認為很難解決,並不存在我因經濟失敗形象不佳,利用學潮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形象的問題(經濟形勢那一年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我至今還認為不像一般人說得那樣嚴重。因為事實證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現了市場疲軟,以後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第四,我給王任重寫信時講,我在黨內搞了幾十年,不會不了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利用學潮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無論如何不會幼稚無知到這種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對學潮的方針,原因就是前面我說的,是對學潮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我要對歷史負責,決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這大概是我對王任重追查我的動機幾次談話和寫信的回覆中闡述的觀點。

在王任重的幾次來信中,對我指責最嚴厲尖銳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著12月8日又談了一次,以後情況出現了某些緩和。可能是他們經過半年調查,發現他們的分析判斷並沒有什麼事實根據。

2月14日 編者注:1990年 ,王任重還要我談一下對蘇聯東歐劇變【83】的看法,事先還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機構寫的有關材料。王勸我寫個好的檢查,還透露有些人主張開除我的黨籍,有個檢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審查這麼久了,希望能早日結束。我認識到的在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經檢查了,再檢查還是那些話。我還提出,對我的審查應注重調查,核實材料,不應糾纏在什麼態度問題上。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我的發言的態度不滿意,已經加重了處分,現在還搞態度?

王任重最後一次約我談話是5月2日。在這之前,2月20日,我曾給鄧又寫了第三次信。(我給鄧寫信,第一次是轉送一些老同志的來信要求他重新考慮對學潮的方針問題;第二次是解釋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結束對我的審查。)王任重見我後就說寫給鄧的信知道了,不久將召開十三屆六中全會【84】,不過他說這次全會還不能解決我的問題,甚至還說了一句:解決你的問題不一定要通過全會。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總之他說這次還解決不了,他還說對我的審查材料很快會同我見面。這次談話氣氛很緩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轉來項目組對我的審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徵求我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先別說其中很多斷章取義、歪曲原意、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這三十條全部是事實,也難以給我戴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

6月27日我給王任重複信,送去對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見。我對三十條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從此以後,王再沒有來找我談話,也沒有任何人來核對材料,實際上是對我的審查不了了之。

後來我得知,項目組將材料上報後,中央領導人原來曾考慮在1990年亞運會【85】後宣布結束對我的審查,但因為怕引起國內外的反響,怕我恢復自由後外出活動,再加上幾位老人的堅決反對,因而對我的問題拖而不決,長期掛起來,以繼續審查為名,對我實行軟禁。

我於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後給江澤民、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儘快結束軟禁,恢復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屆四中全會宣布對我審查以來,已經這麼長時間了,我不相信問題仍然沒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從 1990年6月以後,沒有人找我談過審查問題,也沒有人找我核對過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麼問題沒查清,為什麼不問一下我,我可以幫助搞清楚。這種以繼續審查為名,久拖不決,繼續掛起來,對黨、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

我還向他們指出,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負責人多次對中外記者宣布,說我是自由的,沒有被軟禁,甚至連半軟禁也沒有,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你們應該是了解的。從四中全會以來,我一直長期被軟禁在家裡。對有不同意見或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動輒採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過去雖然曾經有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總結了過去的教訓,又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強調法制建設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重複了。因此要求無論對我的審查是否結束,應立即結束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

我寫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他們的方針是:不予理睬。

實際上,他們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開始了。但從來沒有向我宣布過,更沒有文字的東西。為了證實他們對我的限制,同時,也因為我長期關在家裡有些發悶,所以1990年10月亞運會召開之前,我自行決定外出打一場高爾夫球。當中辦警衛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這裡的秘書勸阻,說“沒有說可以外出”。我說:沒有人說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規定來看看。他們既不拿出文字規定,又不讓我外出,便告訴司機屆時不能開車。我表示如果司機不開車我坐公共汽車去,他們當然害怕這會引起輿論轟動。當時江澤民、李鵬不在家,他們便請示喬石,喬石也不能作主,要警衛局根據情況辦,結果他們還是同意司機開車,同時也派了一輛警車來。我在昌平高爾夫球場(中日合資的球場)打球後,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駐華大使館,隨即日本及其他外國駐京記者都知道了,當天就發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訊社和港台報紙都公布了。香港電視台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我以前打球的錄影。這樣,當時在成都的江澤民和李鵬都非常緊張,批評追查是誰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場風波之後,他們便以中央的名義口頭通知我,在審查期間不得外出,這樣他們限制我的自由並實行軟禁便記錄在案了。但他們在中外記者面前,仍然說我是自由的,他們自知理虧,不敢公之於眾。

1992年10月8日,喬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在場的還有丁關根、李鐵映。喬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決定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即將結束的中央全會的公報將寫上這一內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聽了之後,我向他們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我對四中全會給我戴的兩頂帽子:“支持動亂、分裂黨”,我當時不同意,申明保留個人意見,現在態度沒有變,仍然保留意見。

第二,要求中央把這一結論以文件形式在全黨一定範圍內宣布,這一文件在宣布維持原結論的同時,應當把這一結論的事實根據同時寫出來,維持原結論根據什麼事實?是不是你們提的那三十條,我要求一條一條寫上去。

第三,審查結束後應立即恢復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為需要注意什麼,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會尊重,但絕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規定。

喬石等對我講的三條意見,表示要向中央彙報,結果以後再告訴我。在我講第二條要求公布結論的事實根據時,喬石插話說:要考慮不要影響穩定。在我講第三條恢復我的行動自由時,他們說十四大【86】會議期間,外國記者很多,你的問題很敏感,公報發表後,許多外國記者會在你的住處周圍探聽消息,希望我遵守黨的紀律,顧全大局。我說,十四大召開時可以不出去,他們聽後象一塊石頭落了地。宋平還說:會後外出活動可以逐步擴大,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化。當時談話就這樣結束。

後來我聽說,他們在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原結論不變的問題上,在政治局會議上也只是講了這麼一句話,並沒有把項目組審查我的報告發給大家。也就是說,審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麼問題,根據什麼事實給我戴上兩頂帽子?這些都不談,只是說要結束對我的審查。當然,大家表示沒有意見。後來在中央全會的公報上,也寫上了結束審查、原結論不變這麼一句。在全會討論公報時,更是什麼材料也沒有發。本來,對我的審查是全會作出的,現在全會宣布結束審查,理應把審查的結果向全會作一個交待。沒有,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召集人會上說,這件事向各小組說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所以全會根本沒有討論我的問題,大家對公報表示同意。總之,審查三年,沒有材料,結論不變。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九)

喬石在向我傳達政治局的決定時,是按稿子講的,他念稿子的時候,我原想記一下,但他講得很快,我怕記不下來,向喬石提出,是不是把記使我覺得,在對我的處理上他們情緒比較緊張,顧慮很多,說話小心謹慎。喬石錄稿給我一份。喬石說可以,當場告訴記錄的同志,說記錄稿給紫陽同志一份。但事後我叫秘書打電話要這個記錄稿時,又說不給了,也沒有說什麼理由,不知道他們怕什麼。

考慮到上面這些情況,我擔心我講的那三條聲明,他們是否會原原本本地上報,因為這三條,話講得不好聽。所以回來以後,我又以備忘錄的形式,把我這三條送給他們。當然,這些都沒有下文。

總之,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布?實際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話…… 編者注:此處錄音不清 。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麼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三十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其中列出的三十個問題是:

(1)4 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陽同志彙報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藉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系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迴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87】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頜。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道,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面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 月3日,趙紫陽同志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志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 ”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氾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彙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88】問起學潮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 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復同志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彙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裡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志。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揚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趙紫陽與揚尚昆同志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9)5 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講話發表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趙紫陽同志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喊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趙紫陽同志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贊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道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的新聞報道,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制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啟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遊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道,促使聲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趙紫陽同志先後兩次找杜潤生【89】同志談學潮問題。此後,杜潤生同志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贊成,並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14)5 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制止動亂小組的彙報,本應討論如何採取堅次措施制止動亂的問題。但趙紫陽卻著重談了許多所謂反腐敗的意見。5月10日政治局召閉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於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趙紫陽同志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 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趙紫陽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志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 月16日下午,趙紫陽同志會見戈巴契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次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18)5 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同志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覆強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但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面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同志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志堅次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同志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同志不顧常委會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志的批評後,,趙于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同志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90】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松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志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洩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洩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洩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資訊。

(22)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23)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同志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釆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同志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 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于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志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志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 編者注:錄音遺漏

(29)趙紫陽同志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趙紫陽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91】、陳一咨【92】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亂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咨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

以上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三十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三十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回憶錄(十)

二、非法幽禁歲月漫長

在對我的審查結束後,他們仍然長期對我實行軟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審查期間,把我關在家裡整整三年,現在既然宣布審查結束,當然應該基本上恢復我的自由。在喬石、宋平找我宣布停止審查決定時,我就提出恢復人身自由問題。他們當時也沒有說什麼,只是講逐步擴大,逐步淡化,實際上就在宣布結束對我審查時,很快就作出了限制我行動的六條規定。

開始他們一方面作了六條規定,另方面,可能是有點心虛吧,怕被外界抓住什麼把柄,怕國際上或輿論界曝光,所以一直不公開拿出來,不和我見面,只是讓中辦警衛局和我這裡的工作人員來執行。當然在我這裡工作的同志只能按上面的指示辦,但又不好說是上面的規定,總是找一些理由和我糾纏。所以有一段我和他們常發生一些摩擦、矛盾。因為他們這樣做沒有道理。後來我也看出這不是他們的事情,而是上面有交待。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把規定告訴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讓我明白。比如解除審查後,我就提出冬天去廣東休息一段。因為我氣管有毛病,北方冬天乾燥,咳嗽很厲害,到南方會好一些。但他們說彭定康【93】正在香港搞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形勢非常微妙,去廣東不方便【94】我覺得很可笑!彭定康在香港搞什麼是外交的問題,與我到廣東有什麼關係?他們說你不要去廣東,可以到廣西、雲南、貴州。於是我決定去廣西,但臨走的時候他們說,到廣西只能到南寧。這就奇怪了,原說可以去廣西,現在變成了只能到南寧,事實上我到南寧後,他們千方百計不讓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從廣西回到北京後,想到昌平高爾夫球場打一場球,結果不讓去。我問這是哪裡規定的?他們也不說,只是說不能去。我把警衛參謀王統海找來,我說我要發一個聲明,聲明內容是:今天警衛局阻止我去昌平高爾夫球場打球,甚至連去年12月允許去的順義球場(也是日本搞的球場)也不讓去了。我認為這是警衛局一種越權的行為,是違反中央精神的。還說什麼讓我顧全大局,不知此話從何說起?去年十四大期間,喬石等四位領導同志找我談話時,我明確表示審查結束應恢復我的自由。至於行動,我會注意到影響的,中央領導有什麼建議,我也會尊重。但限制我自由的任何硬性規定我絕不接受。當時四位領導同志對我的表態沒有提出異議。今天我不知道警衛局根據什麼阻止我去打球。今後再有這種阻止行動我絕不接受。我讓王統海原原本本向上面轉達我的意見。另一次,我要去養蜂夾道【95】打臺球,開始他們不同意,我堅持要去,他們又說司機不能開車,我說我可以坐公共汽車去!這樣鬧了一下,他們就答應我去了,但規定每星期只能有兩個上午可以去。我去了兩三次,但沒有見到任何人,後來搞清楚了,這是他們清了場,不讓別的同志來玩,變成了我的“專場”。為什麼要這樣?養蜂夾道俱樂部是老乾部的俱樂部,他們就怕我見到那些老朋友、熟人。當然他們也不會幼稚到以為我一見到這些人就會發表煽動言論、組織串聯。所謂怕影響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現,讓人家忘掉我,讓我慢慢地無聲無息地消失。他們怕所謂的不穩定影響,似乎一聽到我就不穩定了。

因為老在這些事情上摩擦,和我打交道的服務人員、工作人員老是勸阻我的活動,又不能說是上面的意見。大約他們覺得,老是這樣也不好辦,不如把事情說明了好。因此派中辦黨委的孟憲中,大概是黨委副書記或書記,向我傳達中央辦公廳幾點意見,就是限制我活動的六條規定。其中四條是明確限制性的: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

(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

(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近期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順義農民辦的高爾夫球場去打球。這就是說,我只能到一個地方,即順義農民辦的高爾夫球場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由於這是中央限制我個人自由的正式規定,所以我就給江澤民和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一)6 月25日中央辦公廳黨委副書記孟憲中同志向我宣讀了經中央批准限制我行動的幾項規定。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問題了結以後,仍對我個人行動有諸多限制,是按中央批准的規定實施的。但我認為這一規定是不符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原則的,也是違反“黨內不准用超出黨的紀律和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的原則的(見中央《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十條”)。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慮撤消這一規定。

(二)規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資、合資所辦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區行走。我不知道這個“近期”和“目前”的含義是什麼?這一規定是在去年10月作出的,現在已過去了8個月,難道“近期”、“目前”的時間限制還有什麼意義嗎?

(三)就半年來對我行動的實際限制而言,也超出了這一規定的範圍。比如規定不去沿海地區,為什麼今年初我去廣西時,只準在南寧一地,不准到其他地方去?又如,規定在北京不到繁華人多的地方去,為什麼我去養蜂夾道打臺球也要限制時間呢?難道老乾部俱樂部也屬於繁華地區?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當然,這封信發出後沒有下文,一概不予理睬。

這裡還要說一下,他們對這類事總是非常緊張。派孟憲中來宣布六條規定,我要求看一下文字的東西,他說只能向你宣讀,文字規定不能給你。我要秘書記一下,他不好說不讓記。記錄寫出來後請他看一下,他說他不看,你怎麼記是你們的事情,我不看。總之怕將來萬一曝了光,洩露出去,他就會說這不是他們的事情。所謂防止出亂子,防止後遺症。這很不正常。

他們說在家可以會客,除了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凡事先沒有聯繫的來人,一概不讓進,也不向我通報,統統讓人家走人,所以什麼人來過,我根本不知道。有些人是我知道告訴他們的,但要經過同意,要看身份證,要登記,儘量加以限制。我這裡本來就是多是多非的地方,加之要有那麼多手續,有些人嫌麻煩也就不來了。所以我這裡是門庭冷落。

到外地更沒有人找我。除管接待工作的人和省市主要領導以外,都嚴格保密、封鎖,不讓人知道。比如廣西我有個老熟人賀亦然【96】同志,大概是政協主席吧,要見見面,但不讓見。又如安徽有個老朋友劉正文【97】,現在去世了。我到合肥他第一次打電話要求見我,回答說我到外地去了,第二次打電話,又說我已走了。總之怕我見人。有次到四川,有些市、縣的同志知道了,要來看我,此事反映到中央,中央批評四川,為什麼不好好保密,那麼多人去找趙?

這些年除1997、1998年冬春外每年冬天都外出。為了去廣東,我大約寫了七封信給江澤民和政治局,但從無下文。他們不回信,只是叫辦公廳告訴我不要去廣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1993年1月去廣西南寧,回來時路過長沙;1994年去貴州,後來到四川成都住了一個時期;1993年到黑龍江呆了一段;1994年去長春、哈濱;1995年到江西、安徽;1996年去了江蘇無錫、鎮江;1997年去了杭州,後來又到四川;1997年冬、1998年春沒有外出,呆在北京;1999年先到杭州,後到煙台;今年即2000年1月,先到桂林,後來又到了四川。外出活動範圍在逐步擴大,除了每年要求去廣東、海南未獲得同意外,1995年要求去無錫、蘇州也不同意。1999年冬、2000年春我本來要求去廣東、海南、福建,都不允許去,於是去了廣西,回來時又到四川。

所以我想,他們說不要去沿海地區,實際上是為廣東作陪襯,只說不許去廣東,那不是太突出了嗎?煙台、杭州不也是沿海嗎?但可以去,就是不讓去廣東。為什麼怕我去廣東,我也不知道。

1995年春天【98】,陳雲同志去世,我當時在北京。聽到這一消息我很悲痛。儘管在改革開放方面他的一些主張我並不贊成,但我覺得他在很多方面是值得人們尊敬的。當時我很想到陳家去弔唁,表示我的心情。當我向中辦提出來,不久中辦答覆說不方便去,結果沒有去成。事後得知在我提出這個要求後,中辦曾與陳雲同志家屬聯繫,想藉家屬的意見阻止我去。但家屬表示同意,中辦沒辦法,只好直接告訴說不方便。這些事情他們總是不允許,又不願意讓外界知道對我的限制。

鄧小平同志逝世的時候【99】,我在杭州休息。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非常悲痛,立即打了個電話給中辦同時讓他們轉告中央領導人,一是表示我的哀悼,二是要求立即回北京參加弔唁。中央很快答覆我,說現在不搞什麼遺體告別儀式,要我不要回北京。1997年5月份,我從成都回北京的路上聽到彭真同志逝世【100】。一回到北京,我就給彭真家裡打電話,說要去弔唁,我又給警衛局打電話,說要去彭真家。中辦知道後,立即派孟憲中到我家,勸阻我去彭真家弔唁。盂說:“彭真家裡沒有設靈堂”,又說了“要顧全大局,注意影響”。我對孟當面撒謊的做法非常生氣,當時發生了爭吵。老同志去世了,去悼念一下,有什麼不可以的,有什麼可怕的呢?

現在談一下我給黨的十五大【101】寫信的問題。

1997年9月12日,我把給十五大的信,通過中辦秘書局轉給九個人,請他們轉給大會。除七個常委【102】外,一個是楊尚昆,一個是萬里,因為他們是當事人。這封信是通過中辦秘書局轉送的。事後得知,至少九個人中有兩位沒有收到,一是楊尚昆,一是萬里。至於七個常委我想可能是收到了,我是請他們轉交大會的,結果完全被封殺了。

現在,我把信的內容說一下,因為外面有些傳聞,說我寫了這個寫了那個,有的還並不確實。原信如下:

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同志們:

這次召開的十五大,是我們黨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一次代表大會。再過兩年多時間,就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值此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圓滿成功。請允許我向大會提出一個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請予以審議。令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八個年頭,現在回過頭來看,有兩個問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回答。

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釆取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當時的武裝鎮壓雖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態,但不能不說人民也好,軍隊也好,黨和政府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為當時的那種決策和行動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及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出現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長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
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樣的結局。我現在仍然認為釆取這種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知道,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釆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態是可以平息下去的。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我們的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

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現在全國形勢尚屬穩定,思穩怕亂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人們當年那種激動情緒也逐漸趨於平靜。我們黨如果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出重新評價 “六四”事件問題,並主持進行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來自不同方面極端情緒的干擾,而把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進程引向理性、寬容、和解以及嚴格遵照解次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著重總結經驗教訓,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就既可以使歷史難題得到化解,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爭取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

希望我們黨審時度勢,早作抉擇。以上建議,供大會審議。

趙紫陽
199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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